[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2)03-0032-10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形成、成长与壮大起来的新兴社会阶层，它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社会转型中，扮演了先驱者、引领者与催生者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这一群体的形成时间、世代交替与构成类型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化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的研究。 一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或称新型知识分子等)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学术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主流的意见是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段，尤其是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等事件密切相关。李泽厚、许纪霖两先生均称中国迄今已有六代知识分子，并将他们认为形成于这一时段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分别称为“辛亥一代”①与“晚清一代”②。姜义华先生也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③还有有多位学者认同或者说倾向于知识分子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观点④，他们认为“公车上书”标志着知识分子队伍开始形成，并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到辛亥革命前夕发展成为一支可观的社会力量，对当时的社会转型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还有学者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转型的角度提出，“如果说晚清洋务派是最后一代中国‘士大夫’，那么戊戌的改良派人士算得上过渡期的知识分子了”⑤。“实际上，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最后的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蔡元培等等。从工具批判走向体制批判，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取代传统的士大夫而正式诞生的主要标志。工具批判是对现成体制的修补，而体制批判则是对现成体制的系统改造。体制批判的产生表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开始独立，没有体制批判，就没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独立。如果说，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还是一种工具批判的话，那么，邹容、朱执信、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观点，则完全是彻底的体制批判了”⑥。 但也有学者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时间点前推到甲午战争以前乃至鸦片战争，或者后延至五四时期。主张前推的如：有的提出“19世纪40至60年代的知识分子为第一代，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文化精英为代表”⑦，这一时段“为我国近代型知识分子的诞生期”⑧；有的提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是一部分开明士大夫被迫走出中世纪，主张向西方学习并开始向近代型知识分子转化的时期，也是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诞生的时期”⑨；有的提出“新型知识分子第一代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⑩等。主张延后的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士演化而来，他们受孕于危机四伏的近代中国(1840年前后)”，“诞生于天翻地覆的现代中国(1915年前后)”(11)；有的学者提出“20世纪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新式知识分子。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大批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才形成新的知识分子队伍，并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12)。 学者们围绕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时间的不同认知，既与他们对史实、对历史过程的不同解读有关，也反映出他们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及其他类似概念是有差异的。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知识分子”参与其间的历史过程也是杂然纷呈、丰富多彩的，史家们心目中与笔底下的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与发展的“叙事”自然就有不同的面貌。 还是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说起。从广义上讲，古代所称的“士”或现代所说的“知识分子”就是有学问且以知识谋生的读书人。1928年，夏丏尊发表《知识阶级的运命》一文，指出：“所谓知识阶级者，是曾受相当教育，较一般俗人有学识趣味与一艺之长的人们。学校教员、牧师、画家、医师、新闻记者、公署人员、文士、工场技师，都是这类的人物。”(13)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不能仅有书本知识，还倡导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最重要的是，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他批评仅有书本知识的人不能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称“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14)。与我们强调“知识”有些差别，西方突出的是“智力”、“理解力”，英语中与“知识分子”相对应的其中一个词是intellectual，该词作为构成现今“知识分子”词义的源头之一早在16世纪末就被当作名词使用，意即“理解力”、“智力”；17世纪中叶，它被用来指人，意为“理解力强的人”、“智者”(15)。爱德华·希尔斯(E.Shils)就从广义上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运用一般抽象符号去表达他们对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从这一角度看，所谓现代知识分子也就是不仅了解文化传统，且掌握现代知识包括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进行思考探索、解决实际问题、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又有人强调不是有“知识”就能叫“知识分子”，有“现代知识”就能叫“现代知识分子”，认为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仅是知识阶层中习惯使用批判性话语的精英。即从狭义上讲，现代知识分子仅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当中比较关注专业与职业之外的公共问题，有着独立的精神品格，有着强烈的公共关怀，对社会持有批判精神、代表着社会良知的知识群体，他们被贴上“公共知识分子”、“公意知识分子”、“左拉型知识分子”等标签。这种狭义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和俄国。左拉于1894年为抗议犹太裔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诬下狱而发表的《我抗议》被认为是标志着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历史文献，“未来的政府首脑、当时身为记者的乔治·克列孟梭十分赞赏这些文人和艺术家的行动，并称他们为‘知识分子’。”后来，人们给“现代知识分子”下了这样的定义：“指在思想界或艺术创作领域取得一定声誉，并利用这种声誉，从某种世界观或某些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参与社会事务的人士。”(16)“知识分子”概念的另一源头是俄语词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最初是指19世纪60年代由沙俄派到西欧去学习西方文化而后回国的那批青年贵族，这批有西方知识背景的青年贵族的主要特点为关心国家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英语中与“知识分子”对应的另一单词Intelligentsia即由俄语词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转化而来。对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强调成为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理论的重要特点。美国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声称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成了美国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以公众为对象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此后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已被学院体制驯服并屈从于金钱、地位和权力。他呼吁知识分子应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群众引路人。此后，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布迪厄，美国学者萨义德等进一步论述了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萨义德指出：“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17)从强调公共关怀这一角度，许纪霖给出了狭义的知识分子的定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18)苏力则将其界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