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12)02-0056-13 政党认同是指个体对政党在政治态度、政治心理和世界观上的归属和忠诚。政党认同不仅需要实现最弱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对政党的默示与接受，而且还需要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中，形成有利于政党实现其意图目标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上的支持能力。政党的认同构建展现出一条清晰的逻辑脉络，即力求实现认同过程中服从、理解和信仰的递进演变，亦即要求个体从对政党的消极冷漠态度，演变为政治情感上积极的内化支持，最终诉诸其对政党世界观的笃信与皈依。“交心运动”是指1958年2月至7月间，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非社会主义思想”，公开地坦露出来加以批判，并制订相应的规划以践行改造。交心运动始于党外知识分子并扩展至党内，最终波及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将交心运动视为一次政党认同的构建，原因在于其意图在实现知识分子政治立场、政治情感和世界观的转变，它完全符合政党认同构建所要达致的目标。 一、交心运动的背景 “历史厌恶直线”①，尤其是后见之明的线性因果推理在分析政治性的历史事件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局限②。很多学者将建国以后的一系列出现偏差的政治运动都归结为党的领导者的错误认识，这种论断使得对于具体运动的认识难以得到全面的理解，交心运动包括此前的反右运动都是如此。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简单地从动机上来看，把一切归结为骄傲和没有经验是不妥当的③。因为，现实政治发展从来就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来演进的，这就要求政治研究必须“从宽广的时空去认真审视现实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从而探究其本质与实际含义”④。基于此，对于交心运动的分析需要从多维视角加以综合考量。 (一)党内知识分子成分的扩张与庞大的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存。邵燕祥认为，“1949年革命形势进展的太快，超出了估计，结果是干部准备不足，迫切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⑤。1951～1954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共培养专业干部2.2万人，几年内全国共有120多万名干部接受了种类不同的专业知识教育⑥，但仍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国家干部的数目从1949年的72万人增加到1952年的331万人……以及1955年的527万人和1958年的792万人”⑦。在录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就党组织的成分构成来看，1956年，工人党员占14％，知识分子党员占12％⑧。到了1957年，党内知识分子的人数增加了50％，党内知识分子党员的人数(188万)超过工人阶级党员人数(174万)⑨，工人党员占13.7％已低于知识分子党员的14.8％的比例⑩。党员队伍的急剧扩张和组织成分的显著变化，也引起了党对自身的纯洁性问题的高度重视。在长期的革命历史中，“大部分追随者并不是出于安全、物质或机会主义的原因而随便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对这一运动的认同乃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政治义务”，而建国之后的新形势“使机会主义者、野心家甚至阶级敌人容易获得政治地位”(11)。 与党内知识分子数量急剧上升并存的是庞大的党外知识分子群体。20世纪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是党外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无党派知识分子)。有学者指出，1956～1978年间，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十分简单，实质上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12)。因此，一旦发生以“阶级斗争”相号召的政治运动，受到冲击的不可避免的将是工农联盟之外的知识分子。而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与党也存在组织上的“异质性”。1955年底，我国科研、工程技术、教育、卫生和文艺五个方面知识分子共384万人，高级知识分子几十万人，其中共产党员仅占7％，非党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13)，而且党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又大部分归属于各民主党派。1955年，全国教授、副教授7499人中，民主党派成员共2110人，占总数的28％；在全国高等学校正副校长、系主任以上领导人员中，民主党派成员占到三分之一左右(14)。这种状况在一些著名高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57年4月，清华大学109位教授中，仅有10位是中共党员(15)。这样党就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困境：既担心党内知识分子成分的扩张会影响到党性问题，同时又对大量知识分子游离于党外持一种谨慎和担忧的态度。 (二)知识分子结构的失衡性和意识形态的距离性。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的工科学生数量较少，农业科技人员仅有数百人，从事工业技术工作的也只有数万人。90％以上的知识分子游离于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之外(16)，而分属于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文社会科学。在一个亟须创造物质财富的年代，从事哲学思辨的人文知识分子与普通的劳动群众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情感距离和认同沟壑。而且，从文化的角度视之，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中国起着一种特殊的功能，类似西方的人文主义的理论建构，而知识分子在功能上则相当于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者。但是，许纪霖认为，“理论界与主流意识形态靠得太近，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的争夺”(17)。这种情况在建国初期，某种程度地反映在思想理论界之中。 此外，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多是基于爱国情感而接受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亦即出于资中筠所谓的“家国情怀”，即在情感上，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在于它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18)，而在本质上，“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在精神结构与工农群众、共产党人相去甚远”(19)。同时，党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性也估计不足，认为全国的知识分子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党内有不信的，党外倒有相信的。现在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是大多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20)就是历史上与党关系密切的左派知识分子与党之间也一直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左翼知识分子要求“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左翼文化人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的影响，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同时，左翼文人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21)“他们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却总想按照个人主义的面貌改造党和革命事业”(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