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拨乱反正的要求，中国革命史研究在1980年前后一度成为显学，对中国革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的重新评价，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理念紧密结合，成为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1990年代以来，随着涌动的社会大潮向经济中心转移，中国革命史也和历史学一样，开始迅速降温，由热变冷。其实，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古佛青灯”虽不一定是必然，但却是不能不直面的一个可能，钱钟书云：“学问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信哉斯言。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相关的介绍非常丰富，总结性的专著、论文多达数十种之多①。因此，本文不拟再对此一时期的研究状况进行全面梳理，而是希望突出介绍能够代表革命史研究发展方向的研究成果，时间上侧重于近年研究，方向上侧重于政治史，内容和文本上侧重于专题论文。本文将不是梁山论座次的好汉榜，更希望的是搭建面向未来的瞭望台。 一 中共建党和国民革命研究 近代中国，革命浪潮此起彼伏。1921年中共建党，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作为划时代的标志之一，中共建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革命史研究中受到重点关注，并在一批问题上取得重要成果。包括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早期中共发起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情形，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共领导人的建党理论和实践等问题都得到认真、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出席人数等基本得到确认，使中共建党历史向着恢复历史原貌的方向大大推进②。1990年代后，随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有关档案的公开出版，又有一批研究成果出现。如1920-1921年间，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对“革命局”的性质、地位，不少研究者根据新发现的资料提出看法。杨奎松认为，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上海召集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大会，产生了“社会主义者同盟”，随后派生出上海“革命局”，也就是通常所谓中共上海发起组③。田子渝则提出：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组织，上海“革命局”是包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中共上海发起组作为上海“革命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员参加了它的全部工作。随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谢幕，上海“革命局”即不复存在④。李丹阳、刘建一考察了“革命局”的来龙去脉，指出它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革命局”的主要任务是促使中国各种进步力量联合展开革命活动，并推动和指导在华建立共产党。革命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⑤。于化民通过对早期中共党人国家观的详尽研究，指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国家理论的探索，开启了通往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先路，两者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⑥。 国民革命运动一直是革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共产国际、陈独秀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尤其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早在1980年前后，向青就提出，大革命时期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示工作。所谓陈独秀的错误，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纪律的问题，而是执行了共产国际指示的问题⑦。19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新资料的陆续公开、利用，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国民革命关系的讨论进一步走向深入。姚金果考察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指出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同时又直接受联共(布)控制和影响。大革命时期，从莫斯科发往中国的指示，绝大多数出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真正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发出的只有少部分。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严格的纪律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下，很少有对重大问题独立作出决策的空间⑧。唐宝林认为大革命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1923年至1925年，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192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正是在莫斯科的右倾指导下，才有了共产党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问题上的三次大退让⑨。杨奎松提出，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陈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其是非功过都和共产国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出现的许多问题也是当时历史环境下难以避免的产物。而陈在少数情况下表现出某些独立见解和不服从，也显示了他作为一代中共领导人所具有的求实态度⑩。王新生研究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和广州起义的关系，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是起义的指导者和决策者，指导思路是通过武装起义迅速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政权，汇合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首先取得革命在广东一省的胜利。然后再进行北伐，将革命向北推进，掀起革命的新高潮。脱离中国实际的广东“速胜论”的总思路和城市中心的模式，是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11)。对于中国革命史重大问题的探究，不能离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这一大线索，如果从这一角度看，所谓国民革命失败这一说法本身，就有继续探讨的空间，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及共产国际的指导究竟应如何看待，也是一个尚可继续探讨的问题，但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巨大影响，则应可成为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