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李文海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的迅速兴起和巨大进步,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鲜明特征之一。社会史研究的活跃和深化,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历史现象和历史场景的再现,加深了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1](P450)马克思的这句话,非常深刻地讲清了社会史研究在整个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加强和发展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近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取得了飞速进步,成绩斐然,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同历史学的其他学科相比,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似乎相对薄弱,人们关注的程度还稍嫌不足。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奇怪。新中国六十余年的历史,有那么多重大政治事件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那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学者们当然会首先把研究精力集中到政治史、经济史方面去,因为毕竟经济发展程度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尺度,而政治制度和政治举措则是社会状况的集中体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也是在长期以政治史和经济史作为研究主体之后,才出现了所谓的社会史热和文化史热。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相对薄弱,这当然是一个不足;但如果我们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这一现象,就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前景和宽广发展余地的领域,是一片学者们可以纵横驰骋、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发展与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该特别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我根据自己的一些体会谈一点想法,同大家一起讨论。 第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说起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种现象很不正常。本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正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首要的一条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刘云山曾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要“壮大主流舆论”。那么,什么是“主流舆论”呢?在社会主义国家,“主流舆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现在却造成这样一种氛围,谁提倡或者宣传一下唯物史观,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就要承受巨大压力,甚至需要有相当的勇气。在有些人的眼里和嘴里,唯物史观几乎是“僵化”和“左”的同义语。其实,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客观存在,但任何人对历史的观察、认识和诠释必定由某种历史观所支配,不是这一种历史观,就是另外的某种历史观。 实践证明,唯物史观并不能代替历史研究,也没有穷尽真理,但确实为探究历史真相、发现历史规律提供了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关于这个问题,钱学森曾作过重要论述。他说:“人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就会是愚蠢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法宝,是上方宝剑,你不要这个东西是要吃亏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当然包括交叉学科),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由这几句话可以看出,钱学森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是一般地讲这个理论如何重要,如何正确,而是强调“不懂”、“不要”、“不用”这个理论,实在太傻了,太愚蠢了,是要吃亏的。这么好的“法宝”、“宝贝”和“锐利武器”,为什么丢弃不用呢?这多么可惜呀!完全是一种惋惜的口吻,并且说明这是他自己切身经历的深刻体会。由此亦可探知,他讲这个话,完全不是像有些人所说,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 对于唯物史观,国外亦有学者作了较为客观的中肯评述。如19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要编一套“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系列丛书,其中的历史学卷委托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负责。他执笔起草后,经过集体讨论,写出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这部书在谈及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作用与影响时说: 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2](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