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清末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辛亥后两度赴德研习哲学，具有深厚的西学素养。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民国时期投身政党活动，30年代组建国家社会党而成为民主党派领袖。战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有“民国宪法之父”的美誉。他崇尚英国议会政治与德国哲学，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广博的学术背景和政学两栖身份，使其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更为复杂深刻。 在世界历史风云变幻的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亦思潮激荡。对启蒙运动以降西方现代文明的怀疑和批判，引发了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三场著名的思想论争，即《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以及“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在社会主义、新独裁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左右夹攻之中，自由主义陷于空前深刻的危机之中。而抗日战争所凸显的严酷民族危机，在中国催生了新一波民族主义大潮，它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思想氛围。 张君劢于1938年颠沛流离的战时武汉写作的《立国之道》，是一部回应时代变局和中国问题的反思之作，它结合世界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对民族主义与阶级政治、民主政治与威权政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重大问题作出了全面回应，提出了现代中国的建国方案，堪称一部大时代的大思想著作。 一 国家民族本位 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起源与载体。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的殖民侵略相伴随。在内忧外患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百年中国历史的首要课题。张君劢的立国之道，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族主义为第一原则。20世纪初，梁启超《新民说》中从“天下”到“国家”的著名命题，揭示了中国民族主义之建构国民国家的历史主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亦以国族复兴的民族主义为第一主题。长期游学德国的张君劢深受德意志民族主义及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影响，视民族国家为现代文明的首要元素，尤为后起的中国之民族复兴的关键。他于1932年组建的国家社会党，即以民族国家之建设为宗旨。30年代，在日本侵凌的民族危机之中，民族建国更是凸显为中国生死存亡和民族复兴的紧迫时代课题。张君劢的立国之道，首先要确立国族本位。他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梁启超所强调的传统“天下”观对国家观念的遮蔽，而且还有来自西方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阶级学说对国家观念的挑战。因而对张来说，欲确立国家民族本位，必须破除“天下”、“国际”、“阶级”等国家观念之障碍，建构能回应20世纪中国与世界时代课题的国族主义国家理论。 一如梁启超，张君劢认为，中国古代“天下”观念是国家意识成长的一大障碍。中华民族立国东亚，绵延五千年，地广人多，祖先之所以能成此伟业，在其能以文化融合各民族。异族只须承认中华文化，无论其何血统，皆可进入中华文化圈，所谓“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自古以文化标准为立国之基础，有利有弊。祖先只注重文化，故其不分天下观念与国家观念。诸子百家中，天下观念特别发达。“天下”为中国士大夫心目中唯一之政治组织，海通之前并无国家观念。然而，欧洲中世纪亦有大同观念，其为东西方之共同愿望。张强调指出，在国家主义与世界大同两主张中，应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自己先立定脚跟，然后再谋实现世界大同的境界，此为人类进化当然的顺序。① 在张君劢看来，“天下”与“国家”并非中西不同的观念，从“天下”到“国家”同样亦为西方历史进化的过程，中国不过是在经历与欧洲数百年前相同的发展过程。民族国家是世界近代历史的产物。15世纪以降，欧洲亦经历了从天下秩序到民族国家的转型。欧洲中世纪以神圣罗马帝国统一全欧，其信奉天主教和流行拉丁语，与中国大一统秩序相类似。文艺复兴以后，民族国家突破天主教秩序而兴起。英法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先进，至19世纪，德意民族国家亦组织成功。而民族建国之基础，在于民族自信力，尤为德国这样后起的国家。②张批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力严重受损，对外战争的屡屡失败使人们质疑中国文化的价值。他的民族复兴的大方针是：一方面要提高民族的自信力，一方面“取于人以为善”。一方面对于自己的文化肯自我批评，一方面对于别国文化经审查之后再定去取。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出路。③ 张君劢对“民族”与“国家”作了区分：民族为语言、风俗与历史等相同的团体，而国家则以法律、秩序与政治机构等为要件。故仅有民族的要素，尚不能成其为国家。他指出，欧洲民族建国运动，不仅有民族运动，而且伴随着宪法、议会政治、地方自治等民主运动。中国的民族建国，应以国家之建设为重点。④法律与道德，为国家赖以成立的两大源头。国家对于宪法和行政法，应尊重立法，严格遵守，公平执行，正确解释，改革以渐。没有万分诚意和真挚的守法精神，决不能成为法治国家。关于道德，国家对内治理和对外关系都离不开道德，尤为政治家的道德更是代表国家道德。张强调：“总而言之，民族建国之最高原则，不外集体道德与法治习惯。”⑤张君劢的国家观具有浓厚的德国色彩，尤为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影响，黑氏将国家归为以道德为基础的绝对精神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