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外蒙入会案”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红民,(1958- ),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1961年台湾与大陆关于联合国内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发生重大转折,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受到威胁。蒋介石在如何应对“外蒙入会案”的问题上与美国产生分歧,他先是要求美国协力阻止外蒙古加入联合国,态度强硬,后来迫于美国压力与国际现实,又不得不作出让步而改变政策,默认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事实。蒋介石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与美国交涉的过程及心理变化。在处理“外蒙入会案”的过程中,蒋介石在政务处理中的策略与技巧、蒋的独断专行事必躬亲以及将个人好恶情绪带入政务处理等惯常的行事风格亦表露无遗。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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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2)02-0123-09

      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为争夺联合国内的中国代表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对失去大陆的国民党政权与蒋介石来说,联合国代表权并非仅是维持国际活动空间的外交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能藉此表明其政权“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性,维持对岛内的统治,故每年都倾全力以保全之。蒋介石对联合国席位“保卫战”极为重视,是最重要的政策制定者。

      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的交涉与演变的进程中,1961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美国和台湾当局应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策略被迫由“缓议案”走向“重要问题案”。学界对此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以美国的决策为考察对象,间有少量以台湾当局决策为考察对象的论著,也鲜有以蒋介石个人决策为中心的考量,如王正华的《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更多地侧重于对台湾当局的因应、决策过程的梳理,蒋介石的思想与行动淹没于其中,未能充分展开论述与分析。①本文拟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部档案”、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等为基干,以1961年与中国代表权问题攸关的“外蒙入会案”为中心,探究蒋介石的决策与行动②,分析蒋介石决策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与牵制,蒋介石如何处置理念与现实的冲突,其外交决策有怎样的特点,并对已有研究的某些结论有所商榷。

      一、蒋对美方“缓议案”的强烈不满

      美国与台湾最初采用的是“缓议案”,即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暂缓讨论”,不进行大会表决,实际上维护了台湾对中国席位的长期占据。1960年联合国大会第15届常会上,美国所提暂不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缓议案”仅以42票赞成对34票反对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为历年来“缓议案”所获支持率最低的一次,曾允诺赞成“缓议案”的非洲新会员国的集体弃权,引起美国和台湾当局的极大震动。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联合国大会通过中国代表权问题,以四十二票对卅四票搁置共匪参加案,为历年来对匪票数最多者也。”[1]③同年,台湾代表在争取联合国经社理事席次的选举中,又以未达到2/3票数落选,蒋介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此乃联合国我国席位动摇之预兆,所谓覆霜坚冰至,不得不作前一之准备。美国新旧政府之交替对我国之政策是否改变,姑难逆料,即使其不改变,而其将来对我联合国席会之协力,决不能如今日国务院之积极,故今后最应注重者乃为整个联合国问题。[2]

      在1960年的美国大选中,肯尼迪(John F.Kennedy)当选总统。美国不断发出对台湾不利的信号,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顾问鲍尔斯(Chester Bowles)在1960年11月表示,应采取一项“‘两个中国的政策’,即允许台湾‘独立’及一个‘独立的’中共”,他声称“迄今对中共问题的处理一直‘是有点昏庸’”[3]。1961年1月18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生(Adlai E.Stevenson)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中共的进入联合国可能无法防止”[4]。美国认为,为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必须放弃将中国代表权搁置的“缓议案”,而改采允许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联合国讨论,以确保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使大陆主动拒绝入会的策略。

      1960年底,蒋介石就在考虑下年联合国席位与台湾“进退之方针政策”,提出要在心理上培养减少对“联合国重要性”的依赖。[5]在他1961年年初的工作规划中,联合国席位排在最前面:“联合国组织已接近其由俄共破坏而入于瘫痪与崩溃阶段,此非仅我国问题而已,似不能深虑,但应准备退出后各种情势之研究。”[6]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

      台湾方面认为,美国所欲采取的新策略是重大的退步,为其推行“两个中国”及让大陆进入联合国提供了便利,因而坚决反对。在美国政策显示出重大变化的关头,蒋介石于3月27日接见应召返台的“驻美大使”叶公超等人,商讨对策。“外交部长”沈昌焕判断,美方所拟步骤,实质是在对台政策不变的口号下,以“保全我在台所有一切”及“阻匪入联合国”,来诱使台湾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沈认为必须坚决反对美国的做法:“倘我接受其安排,即表示我同意放弃对大陆主权之主张;即令共匪反对与我同在联合国为会员国,美方仍可逐步推行‘台湾国际化’及‘台湾独立’之政策,以减少共匪攻击美国占领台湾之口实。”[7]蒋介石基本同意沈昌焕的意见,把美国的改变当作是强迫其“接受两个中国之卑污不可告人之政策”,表示要“力加反击”[8]。他作出如下指示:

      一、对我代表权问题,美国在心理上已生失败主义,乃设计造成“两个中国”之布局,至于不能获得支持票,乃一种说法而已。

      二、将来无论用缓议案或其他方法,均须美国有决心。否则,我自行拉票,必极困难。

      三、接受或默认两个中国之安排,不但政府何以自处,我们应告美方,我们必要时决心退出联合国。倘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请匪入会,则我决心退出。当然我们要奋斗到底,以保持我代表全中国之地位,使共匪不能入会。技术上各种方式,你们多研究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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