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研究中，对于日本发动战争的精神支柱——“国家神道”这一宗教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神道”统治之下的日本佛教等宗教在侵华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做了哪些事情，即便到了今天，依旧是对日本宗教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江户幕府时代终结之后，明治维新使日本开始了近代国民国家的建设，但是由于日本曾经有过一段残酷镇压基督教的血腥历史，因此西方各国普遍怀疑日本是否能够奉行自身所标榜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天皇利用宗教这一统治工具，通过强制学习《教育敕语》，将日本国民思想统归在“国家神道”之下。但是又顾虑到近代国民国家中“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准则，因此抛出了“国家神道并非宗教”的诡辩之谈。于是，天皇以神的身份自居，“国家神道”掩盖了其宗教的本质，成为了日本国民道德标准，并凌驾于包括佛教在内的其他所有宗教之上。 本文通过对天皇法西斯制度时期日本佛教，特别是拥有众多门徒的东本愿寺、西本愿寺活动的分析，重点研究日军攻击南京期间日本从军僧侣在军队中的传教、慰问、超度等助纣为虐的行为。 一、南京沦陷之际的日本佛教界 净土真宗是日本佛教界一个代表性的派系，镰仓幕府时期由亲鸾祖师开创，现在分为10多个分支派系。其中，总寺院设在京都的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以及净土真宗本愿寺派西本愿寺这两个寺院各自拥有近1万所的寺庙和1000万人的门徒，属于日本佛教中相当大的一个团体。下文就这两个寺院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研究。 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而蒙在鼓里的日本国内却陷入了庆祝活动的狂热之中，日本佛教界为此也特意举行了“胜利庆祝会”、“感谢皇军法会”等活动，高调“庆祝”侵华日军攻陷中国首都一事。 其中，西本愿寺12月11日在两堂前树立了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面悬挂了太阳旗和“庆祝攻陷南京”的大旗。正午时分，由其总负责人千叶康之招集职员举行“攻陷南京庆祝会”，三呼天皇陛下万岁。此外，西本愿寺驻东京办事处的藤音轮番住持还亲自前往日军大本营祝贺。 东本愿寺则在山门前挂起了“庆祝攻陷南京”、“庆祝皇军大捷”的横幅与太阳旗。并分别给松井石根与长谷川清发出了一份电报，里面这样说道：“我军在天皇武威的指引与众将士忠勇战斗之下，攻克了敌国首都，以此空前的战果向世界宣扬了天皇武威。吾等皆感激不尽，谨代表全体门徒致以最诚挚的祝贺。”东本愿寺还在议事堂举行了庆祝攻陷南京的仪式，遥拜皇宫、三呼万岁，以此向皇军示好。①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知恩院、东寺、大德寺、妙心寺等各个宗派的寺院、佛教学校之内。② 占领南京之后，日本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度越发高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掩盖侵略战争的真实目的，煽动日本国内“惩罚中国”的情绪，更加推进了战争的步伐，而此时的佛教更是带头成为了日军侵华的帮凶。 二、东西两本愿寺的后方支援与战时奉公体系的确立 东西两本愿寺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扩大，逐步强化了战时奉公体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的7月17日，东本愿寺宗教总长关根仁应向门徒发出了以下内容的公告： “确保东洋地区永久和平是明治天皇所确立的百年国家大政方针，乃我帝国之责任所在，秉承大乘佛教教旨的净土真宗完全支持这一政策。明治维新以来数次的战争与眼下对满洲国的扶持，无不体现出了日本帝国的精神。我帝国始终如一寻求与中国4亿民众增进友谊的渠道，一刻未曾忘记肩负的振兴东亚之责任。然而邻邦之国民恶意曲解我帝国的真心，故意制造事端，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吾等愤恨之心难以压抑。邻邦暴虐行径已危及我帝国生命线，吾等国民必须立即醒悟，彰显国际正义，粉碎邻邦国民的邪恶之举，为天皇武运而奉献。此时此刻，吾等净土真宗的信奉之人须遵循国家教义，以王法为本，尽奉公之道。”③ 由此可见，此文将毫无道义可言的侵略战争理由解释为“确保东洋永久的和平”，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危及生命线的暴虐行为”，以此将战争责任推脱给中国方面，并制造日本国民的“危机感”，虚构出侵华战争的正当性。 同时，西本愿寺千叶康之贴出了“尽国民之本分，作为遵循王法为本准则的同门僧众需众人一心报答皇恩，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通告。④ 1937年9月9日，近卫文麿内阁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实施规定》，第二天公布了运动细节。接到通知后的两寺院无一例外都积极响应军国主义政府的号召，东本愿寺立刻起草《同信报国运动委员会规定》，开始了所谓的“同信报国运动”。西本愿寺则起草《本愿寺派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纲要》，开始了“立信报国”的运动。⑤ 在这一情况之下，西本愿寺与7月23日临时设立了“事变问题奉公事务所”，统筹管理后方支援、战时奉公事务。此类事务所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出兵西伯利亚的时候都有设立，其中的慰问课第一分课的工作内容如下所示： “1.前线军队的传教慰问； 2.侨民、难民的慰问救护； 3.战死、病死者的现场追悼法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