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1924年，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先后有五位国际著名学者应邀来华讲学：杜威、罗素、孟禄、杜里舒和泰戈尔。他们分别来自美、英、德、印四个国家。每人讲学时间不等，长者两年多，短者数月。主办者为此作了精心的组织与宣传：每位开讲之前，都安排中国学者介绍其学说梗概，预为铺垫；组织大江南北巡回演讲，配以高手翻译，场场爆满；媒体全程报道，许多报刊杂志都辟有专栏与专号；讲演中译稿不仅全文刊发，且迅速结集出版，各地热销。因之，讲学一时风行海内，盛况空前。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每年都有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在华讲学，每年都在学界与思想界形成了一个热点；每位学者的影响自有不同，但作为整体，却构成了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历史景观。 新文化运动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受欧战前后西方现代思潮变动影响的结果。名哲讲学不仅在其时中国的语境下，传达了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积极热情地回应充满新知渴望的中国思想界，故其讲学实际上已超越了单纯学术交流的层面，而形成了与后者的互动。由于国人见智见仁，各取所需，名哲讲学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终至为部分新文化人归趋服膺马克思主义和“以俄为师”，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围绕他们讲学，中国思想界会波澜迭起，乃至于引发了诸如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和“科玄之争”，这样轰动一时的思想论战。无论自觉与否，名哲讲学不仅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而且事实上也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并构成了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惟其如此，研究名哲讲学是研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 学界对于名哲讲学虽然已有许多相关的研究，但多属个案。本文拟将名哲讲学视为整体的历史现象，作综合的研究，通过探究其与中国思想界变动间的联系，从一新的视角，透视此期新文化运动分化与演进的内在逻辑。 一、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共同客人 五四前后，名哲联袂应邀来华讲学，固然是得益于新文化运动营造的追求新知和开放的良好社会氛围；但究其缘起，又无一不是出于社会各团体的联合推动，共襄盛举。所以，他们是其时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共同客人。不过，此举毕竟又与梁启超和由他牵头发起的讲学社，关系最为密切。聘请杜威的团体，包括北京大学、尚志学会、中国公学、新学会、浙江与江苏两省教育会及南北高师等多个单位。其中，尚志学会、中国公学、新学会的负责人都是梁启超。后杜威续聘一年，更转由讲学社出面。孟禄虽然是由“中国实际教育调查社”出面聘请，但梁启超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至于罗素等其他三位，更径直皆由讲学社聘请。所以，从总体上看，可以说，此期名哲来华讲学的盛举，主要是由讲学社主持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邀请罗素讲学的“总负责人”，不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也不是蔡元培、胡适，“而是发表了悲凉的《欧游心影录》从而有‘守旧复古’之嫌”，且为研究系首领的梁启超，难免“有点令人沮丧”。虽然不能将罗素“视为中国政治上反动或学术保守的一党一派的客人”，但由梁启超出面邀请接待，终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至少，这样一种安排阻止了罗素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最激进的政治、学术领袖的交往”。①这似是而非。实际上，欧游归来的梁启超，告别政坛，转入文化教育，同样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健将。②依陶菊隐的说法，此时的梁非但不是“悲凉”、“守旧复古”，相反，抱“雄心壮志”，想高举新文化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他的理想是将“整理国学”与“灌输西方新思想及新科学”结合起来，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为此，他建立了三个机构：一是读书俱乐部，后与松坡图书馆合并，提倡研读新书；二是设立共学社，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译出版新文化丛书；三是发起讲学社，每年请国际驰名学者一位来华讲学。③足见，发起成立讲学社，延名哲讲学，乃是梁积极推进新文化建设总体战略部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在谈到讲学社宗旨时，也是这样强调的：“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化运动，向来主张‘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所以我们要大开门户，把现代有价值的学说都欢迎，都要输入。这就是我们讲学社的宗旨。”④不应低估了梁启超，他给讲学社的定位，是引进新知的公共大平台，而非研究系党派之私的狭隘门户。 讲学社的缘起及其运作方式，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聘请名哲讲学，不仅费用高昂，而且南北各地巡回讲演，组织工作繁重，需要众多人脉资源。二者决定了跨团体、跨区域，学界、思想界大家合作的必然性。杜威抵达后，哥伦比亚大学才通知胡适，同意杜休假一年，但不带薪。这意味着原定预算出现严重缺口。胡适一时措手不及，只好求救于教育总长范源濂，后者“极力主张用社会上私人的组织担任杜威的费用”，并帮助邀请尚志学会、新学会等筹款加入，形成所谓“北京方面共认杜威”的模式⑤，即社会团体联合承办。这对此后的延请，显然起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最初，梁启超仅考虑以中国公学的名义请罗素，或再加上尚志学会与新学会，以便分担费用。后徐新六与傅铜都给他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徐以为，“大学一部分人必邀其帮忙”，这不仅在京有益，罗素到各省讲演，尤其需要借重教育界的人士。傅的意见更显开阔，以为“聘请者之人数或团体数，多多益善，此亦一种国民外交也”。他把聘请外国名哲提高到了国民外交的高度，不无道理；同时，不仅将合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工商界，而且不拒绝官方参与。更重要的是，他还提议，筹款有余，可续聘他人；若有望增多，不妨立诸如“国外名哲聘请团”的名义，作长久计，年年延聘。这类似今天设立基金会的创意，又将民间社团合作承担的构想，大大推进了一步。梁启超很快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1920年9月最终与蔡元培、汪大燮共同发起成立讲学社，罗素成为讲学社聘请的第一位学者。需要指出的是，讲学社得以成立，梁启超作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他与张东荪书说，为讲学社事，专门入京，“忽费半月”。⑥徐新六曾告诉他，胡适诸人对于聘请罗素事，意有不释，当有所沟通。1920年8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兄弟约，公园，议罗素事。”⑦说明梁果然很快就主动去沟通了。其用心，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