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1-0087-09 新中国成立前后,尽管中英站在两大阵营的对立面,但中英关系中亦有若干特殊因素。首先,在远东,英美有利益竞争。随着英国势力的衰落,美国影响上升,但英国在东南亚、中国香港都有难以舍弃的特殊利益。其次,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全面援助使其难以从“沉船”上抽身,而英国并没有因中国政权更替而产生失落与沮丧。英国工党执政后,其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于内政外交上均有表现,这使英国想同新中国打交道的心情远比美国迫切,因此,1950年1月6日,英国就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英国以帮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为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突破口,并试图影响美国的态度。本文从英国内阁决策、对美国的游说活动、议院辩论、利益集团与公众舆论影响等角度,探讨英国对新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政策的形成、演变及其原因。 一、英国投票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前夕,英国已考虑其对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应持的态度。在英国看来,承认新中国就意味着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投赞成票,但考虑到美苏可能各执一端,而这个问题需要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意见,英国希望等到多数成员国赞成时再表态。[1]因此,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6月间,英国的态度是以弃权票等待多数赞成票。 自1949年11月下旬,苏联代表即在联合国提出新中国席位问题。在1950年1月13日安理会投票中,苏联代表呼吁应将国民党代表逐出联合国。美国代表认为,这只是程序问题而非实质问题。英国方面认为,因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为数不多,苏联的提议不成熟。英国投了弃权票。[2]苏联以退出会议的方式作为抗议。 英国投弃权票的态度,加上英国扣留香港机场的两航飞机拒绝转交新中国,致使两国协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未果。1950年3月,在中国副外长章汉夫同英国代办的交涉中,英方表示,英国会在适当的时候投赞成票,同时也提请中方,“集体多数决定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方法,通过协商最能达到目的。”[3] 香港防卫地位的脆弱及英国在华商业集团的利益,使英国政府急于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一方面考虑在即将召开的伦敦会议上说服美国,“即使在中国席位问题上不能够投赞成票,也应该向安理会成员国表示愿意接受席位改变”,另一方面考虑向中国施加压力,“如果中国要消除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话,英国就没有兴趣帮助中国争取联合国席位并游说美国采取更友好的政策了”。[4] 不过,这种想讨价还价的念头很快被寻求打破中英关系僵局的建议取代。5月11日,外交部国务大臣扬格建议外交大臣贝文采取切实措施改善关系。扬格认为,目前投弃权票的做法不明智,不过是一种骑墙的姿态。[5]首相艾德礼也倾向于改投赞成票。6月20日英国政府宣布,从7月3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投票起,改投赞成票。同时,英国也改变在安理会做工作的方法,在各联合国下属组织的投票中,逐一帮助中国争取多数票。 新投票政策一经提出,旋即面临严峻考验。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贝文表示,苏联可能以新中国的联合国席位为条件,以保证不介入朝鲜战争。这样,英国决策层中有了继续投弃权票的想法。 鉴于美国的压力,新中国席位问题遂成为8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讨论的焦点,讨论的结果是:“我们的政策是,在同意改变中国代表团席位获得多数票之前,避免在联合国的任何组织中采取绝对的立场”,而这一政策的依据是“我们应该避免用无效的赞成票去触怒美国人”。另外,由于美国表示受多数票的约束,“我们的责任在于,一旦席位问题在联合国提出,我们要表明自己正面的立场”。[6]由此,内阁会议决定,一旦席位问题在联合国会议提出,英国代表应征询政府的指令,由英国外交大臣根据此次会议的精神与实际情况作出决定。这样,对新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到底投弃权票还是投赞成票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决定权恰好落到贝文手中。①在8月11日致各驻外大使的电报中,贝文相当坚定地表达了投赞成票的决心:“西方国家没有权利因为政治或意识形态阻挡北京政权进入联合国”,“在中国并没有完全拒绝文明世界的行事标准以前,不应使中国隔绝于世界之外”。[7]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考虑后,英国决定投赞成票。1950年9月19日,新中国席位问题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英国首次投票赞成由印度提出的呼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议案,但该议案只获得16票赞成,未能获得多数票。稍后加拿大代表提出成立特别委员会考虑新中国席位、在此期间国民党代表继续留在联合国内的提议获得通过。美国对此投了赞成票。英国认为,美国投票赞成至少表明美国承认问题的存在,这是一个进步。英国打算劝说美国不要再游说其他国家投反对票。然而,鉴于美国的反对,英国在联合国成员国中的游说努力均告失败。 在投票问题上,英国政府一度坚持独立的对华政策,主要基于其对新中国前途的判断。英国自认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历史远比美国悠久,更能理解中国事务。与美国认为中国将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或自由势力将导致共产党政权崩溃的预期相反,英国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在起源与组织方式上受苏联的影响,但根本上仍是本土化的,中国不会甘心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相反,中国将在亚洲具有重大影响,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确立其大国地位有助于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要以任何行动或态度,将中国增添为我们的敌人”。[8]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英国一度积极推动帮助新中国进入安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