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2)02-0069-13 发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国民会议运动，是国共两党联合开展的国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国民党和中共在国民革命途径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对国民会议运动的态度、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发挥的实际作用，也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国民会议运动事实上的主导者，中共将国民会议运动视为党的全部工作，倾尽全力推动运动的发展，希冀经由召开国民会议达成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实行“真正平民政治”的革命目标。以往对于国民会议运动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于运动在宣传和动员民众方面的作用与影响，而对中共所赋予运动的国民革命“新手段”的意义，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在国民会议运动的各个阶段，中共针对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一再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对运动策略和运动目标不断做出调整。这些政治主张的提出，从多个侧面反映出中共对国民革命如何取得政权以及新政权的国体政体、政权性质和职能等问题的见解。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曾经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顿形消解，经由国民会议推出“真正平民政权”的设想自然无从实现。国民会议运动的失败，证明中共所主张的“新手段”绝不是中国革命的惟一手段，甚至称不上主要手段。然而，中共在国民会议运动过程中对政权和国家体制问题的探索，并非毫无价值，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内战中的苏维埃运动所吸纳。 依其进程，以孙中山决定北上和国民政府开始北伐为两个分界点，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区分为3个阶段。本文拟对国民会议运动各个阶段中共政治主张的内容和特点作些梳理和分析，并着重考察国民会议运动中中共政权思想变化的历史轨迹。 第一阶段(1923年2月～1924年10月)：中共主张用民众运动的新方法开展国民革命，吸收孙中山三民主义国家设计中关于国民会议的部分，提出废除已成为军阀统治工具的国会制度，迅速召集由各职业团体选举的国民会议，以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基础。 联合一切民主革命势力实行国民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个共同的目标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对此都是赞同和接受的。但是，两党对于国民革命应当采取的途径和方法看法并不相同，因而进行革命的着力点也各有侧重。孙中山从个人经验出发，向来偏重使用军事手段或利用南北军阀的矛盾达到目的，中共则更为看重民众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这种差异在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和成立初期便已经反映出来。中共曾严词批评孙中山轻视民众的作用，指出国民革命“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方针”，“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1]267中共主张的新手段和新力量是什么？就是使各阶级各党派争自由争民权的势力，在统一的政治目标下结合起来，开展统一的国民运动。中共认为，在国民革命中，“目前的中国劳动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在政治上的意义都只是国民运动，”[2]200国民运动就是党的全部工作。“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3]148可见，从国民革命一开始，中共就更加倾向于通过民众革命的方式达成国民革命的目标。问题是，要把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等一切受压迫的民众斗争整合到一起，把他们从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中来，成为目标一致的国民革命力量，就必须有一种反映最大多数民众共同意愿的政治诉求，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民众参与国民革命的积极性。中共关于迅速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提出来的。 国民会议并不是中共的发明。早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就把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保障平民参政权作为平民革命的目的[4]82-83，而召集国民会议则是建立民权国家的一个主要环节。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独立省份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南北和会”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方案，终因袁世凯的阻挠搁置不行[5]。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决心“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6]601，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总体设想，其中就包含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内容。军政、训政时期主要是为选举国民会议代表，为召开国民会议作准备。待全国有半数之省达到宪政开始时期时，则召开全国的国民大会，决定和颁布宪法。宪法颁布后，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对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中央法律有创制权和复决权。全国国民依宪法进行大选，国民政府将权力移交给民选之政府，建国大业告成。在孙中山设计的国家权力架构中，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是为政权，即国民的权利；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是为治权，即政府的权利。国民会议是国民“政权”即人民主权的象征和体现，位于国家政治结构的顶端，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的直接行使者。由于当时国民党所能控制的不过广东的部分地区，按照《建国大纲》的要求，召集国民会议的条件远未具备，故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政纲并没把召开国民大会列入近期日程。 还在国共两党就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开始接触时，共产党人率先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1923年2月陈独秀撰文指出，在中国实行议会制缺乏阶级基础。他说：“惟有用革命的手段废去现行各级议会的组织法与选举法，改由现存各团体(如工会、商会、教育会、律师会等)选举的国民会议、市民县民会议，代替现在职业议员的国会及地方议会，”方能“收监督政府之实效”[7]19。不久他又提出，为推动国民革命的进行，必须开展统一的国民运动，而“统一的国民运动之具体方法，最好是各省各团体集中在国民革命军中心地方，开一国民大会，以议定解决政治之统一的战略”[8]29。瞿秋白对陈独秀的见解深表赞同，在《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一文中对旧国会的弊端与根源作了深刻剖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丧失经济独立，没有实行代议制国会的基础。旧国会不过是寄生于军阀和官僚资本制度下的一个怪胎，“因其经济基础的畸形，自成其为一种畸形的制度。”[9]48他把议员与军阀的关系比作猎狗与猎人的关系，“某猎狗为某猎人所用，当然必受此猎人之豢养。”故“不论国会省会的议员，无不是大军阀小军阀的机械”[9]46、48。他强调，中国的资本主义要求得自身的发展，非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不可，然欲去其二者，必须借重中国的劳动平民及世界的无产阶级。现在的国会制对资产阶级来说还可以将就，而劳动平民则绝对不能相容。因此，“中国国会制正当力求其进于真确到底的代议制，代表真正大多数劳动平民的制度，”进而创造出“真正民主政治”[9]58、60。其方法就是用革命手段废除现行各级议会，由政党召集各职业团体开国民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