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2; E29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2)－02－0065－10 一、相关研究产生的背景及其现有的解释体系 根据笔者的长期观察，按照研究理念和研究路径的不同，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较为传统的“精英政治”研究。这类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共党内高层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冲突和阶段性的主要矛盾变化。这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包括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199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毛最后的革命》(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佛里德里克·泰维斯和孙万国《毛时代的终结》(Frederick C.Teiwes and Warren Sun,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2—1976,M.E.Sharpe,2007)等。二是由社会史视角切入(同时带有显著的地方史研究特色)的群众运动研究。这种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一般社会公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反应和抉择，以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对地方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实际影响。这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包括陈佩华、李鸿永、骆斯典等人关于广州红卫兵运动的研究①、吉斯·佛斯特关于浙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②、王绍光关于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③、裴以理和李逊关于上海工人造反派的研究④、安德鲁·维尔德关于北京高校红卫兵运动的研究⑤、何蜀关于重庆红卫兵运动的研究⑥和吴迪关于内蒙古“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研究⑦，等等。当然，上述类型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从现有的大量相关研究论著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精英政治”和“群众运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如果完全采用单一的视角和路径，许多问题是无法讲清楚的。 在笔者看来，以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蓬勃兴起，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随着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向人文研究领域的扩张与渗透，导致人们对“历史”概念和史学研究的认知的显著变化。一些研究者开始自觉地将关注的焦点由少数精英人物转向一般社会公众，由重大事件本身转向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第二，毋庸讳言，在目前的档案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之下，由社会史和地方史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在史料和其他相关信息的获取方面无疑具有更多的便利。例如，以各种方式保存下来的大量“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出版物、传单、大字报底稿和一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的笔记、日记等，在记述地方上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谈判活动方面具有类似档案资料的功能。另外，由于地方性“文化大革命”叙事的政治敏感性相对较弱，一些公开出版的地方史志资料对当地群众运动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细心的研究者往往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发现非常重要的线索。第三，以社会史和地方史的视角切入，可以更广泛地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文化大革命”亲历者的深度访谈，研究者可能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往往包含着大量的背景信息，有助于我们正确解读历史文献字面背后的特定含义。第四，一些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尤其是一些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近年来也利用各种途径(如网络媒体、港台出版和个人印刷等)发表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叙事作品。撇开其中所包含的派性偏见和个人申诉等因素，这些带有回忆和反思性质的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无疑大有助益。综合上述各种来源、形式各异的资讯，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客观地重构再现地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历史图景。 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有两类著述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一是以李鸿永、骆斯典、陈佩华等人为代表。他们基于对广州地区红卫兵运动的实证研究，在8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冲突理论”。按照他们的解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和派性冲突的发生，与此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有关。简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基于家庭出身、个人政治表现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在现行体制中享受特权、得到好处，另一部分社会群体成员则在现行体制中遭到排斥、到处碰壁。因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那些受到排斥的社会群体成员便成为“造反派”，而那些得到好处的社会群体成员则成为“保守派”。两种社会势力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形成冰炭水火不相容之势。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各阶段，两派的争执焦点随着主流舆论的导向不断变化，但是两派的基本立场和派性认同是始终一贯的。二是以刘国凯、杨小凯和郑义等人为代表。他们主要基于个人经历和个人观察，在90年代至本世纪初提出了“两个文革说”。这种解释体系一方面延续了“社会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认同“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分化与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则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性的造反运动并不完全是对主流舆论导向的盲从，而是对高层“文化大革命”号召的策略性运用。换言之，“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平行展开：上层“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毛泽东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打倒所谓党内走资派；而下层“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民众革命运动。“造反派”群体在主观上具有颠覆现行体制的自觉，不过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掩护，他们策略性地利用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号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