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中苏条约谈判为中苏关系史上一件大事，对战后中苏关系与中国政局均影响甚大。对此历史事件，1978年台湾出版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以记事形式部分公开了谈判前后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往来电函，以及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的谈话记录。1981年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进一步公布了中苏会谈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来电函和宋子文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2001年，台湾又出版了《外交部档案·中苏关系卷》(界务类，第二册)，详细记录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中苏两国围绕该条约进行交涉之情形。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45年，卷七)，收入了时任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驻华大使赫尔利与美国国务院关于中苏谈判的往来电函。2000年，俄国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也公布了中苏条约会谈记录。这些资料为学界研究中苏谈判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奠定了基础。学界对中苏条约谈判之经过，中苏美三国在谈判中之复杂关系，蒋介石、宋子文、斯大林等人在谈判中之地位，中苏条约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已有成熟研究。① 然而，在已出版的资料与论著中，对蒋经国在谈判中之作用鲜有论及。抗战后期，蒋经国虽非外交人员与中央要员，但其特殊的身份与经历使其多次参与中苏交涉。至抗战胜利前夕，其已成为蒋介石对苏外交之助手，全程参与中苏条约的交涉与谈判。台北“国史馆”藏的“蒋档文物”中，收录了蒋介石与蒋经国在中苏谈判时的20余封文电。②该文电和蒋介石日记表明，蒋经国在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地位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本文主要利用蒋介石日记、蒋经国致蒋介石文电等资料，试图对蒋经国参与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之经过进行梳理，以分析其在谈判中之角色。 一 重庆密商，初定目标 雅尔塔会议一结束，蒋介石就预感到该会将对中国不利。1945年2月14日，其在日记中写道：“研究黑海三国会议宣言，俄国独得实利，美国惟得虚名，而英国毫无所得，余以为其惨遭失败矣。宣言中对于远东问题丝毫没有说明，颇令人疑惧。”③为此，其一面令驻美、英、苏三国外交人员设法探明真相，一面指派蒋经国与苏方代表先期密商交涉。2月26日、27日，蒋介石连日“研究对俄交涉程序和原则”，分析“其对华外交动向希望”，指示蒋经国“对俄注意之点、限度与关节”。④与此同时，苏联为落实雅尔塔“密约”亦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俄国态度在三巨头会议后，对我显有接近之表示，即英、美亦复如此。唯对我究竟如何，令人惶惑。”⑤为了探测对方底线，中、苏两国在正式谈判前由蒋经国和苏联驻华大使馆进行了多次密谈。 2月28日，蒋经国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官员进行了第一次“试探性交流”，苏方表示愿与中方合作，“但希望中方先提合作方案”，并强调“四、五两月间，国际形势必有变动，中苏双方应把握时机勿失”。据此，蒋介石判断苏联“急欲进行交涉”。⑥果然，3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再次约见蒋经国，并向其转达了苏联政府之意思：1.苏对华友好政策始终不变；2.宋子文最好在旧金山会议后赴苏。同时，苏联政府还希望国民政府能容纳中共，让其参加政府，并指派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对于苏联要求国民政府容纳中共一节，蒋介石深为不满，其在日记中说：“弱国受辱，能不自反”，并决定对苏联之要求“置若不知其所谓”。⑦ 4月9日，苏联驻华使馆官员与蒋经国进行第三次商谈。苏方表示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并再次邀请蒋经国以秘密身份访问苏联。蒋介石认为苏联对华态度已明显好转，并令蒋经国答复苏方，同意蒋经国访问苏联，但须公开进行，以免引起美国不满。他对蒋经国强调，中国与苏联缔结互助协定时必须防止：“(甲)离间中美互信与情感；(乙)破坏中美传统关系；(丙)断绝美国对目前之接济。此皆我致命伤，不可忽视。”⑧ 5月1日，蒋经国与苏方进行了第四次会谈，新任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首次向蒋经国表示：“愿与中国订互助协定；中苏关系不要其他国家媒介参加；希望蒋经国先宋子文访苏，并准备派其秘书陪行。”⑨5月11日，彼得洛夫再次约见蒋经国，并提出：宋子文访苏以前，中苏合作条件要先有具体之洽商与谅解；苏联愿与中国恢复到1924年时之关系；苏联决不干涉中国内政；在东北的对日战事由中苏两国解决；希望蒋介石本人访苏与斯大林会晤，否则由蒋经国代为访苏。⑩ 蒋经国与苏方的密谈，使中苏双方减轻了猜忌，缓和了矛盾。自1943年至1945年初，中苏关系日趋恶化，特别是苏军支持新疆叛乱，先后策划阿山事件和伊宁事件，使中苏关系几乎陷入战争边缘。蒋介石曾就伊宁事件表示：“俄军暗中参加匪军进犯，避免其侵华之嫌，使我不能向其提出抗议，此我军所以必须迫使俄军出面与我正式作战，以备将来在国际会议仲裁时，据以争回失地，决不能使伊宁无声无形失陷也。”(11)1944年12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与经儿谈时局，人心浮动已极。俄各报近日乘我战局不利，对我政府肆意诋毁。窥其用意，在促使倭寇向我急攻，以期我政府之速倒与中国之大乱，而达成其赤化中国之目的也，用心至为阴险刻毒。”(12)并决定：“新疆问题，如俄侵略方针不能放弃，则我只有待对日战争结束后，再求得总解决。但迪化、吐鲁番、哈密等必须固守，不能放弃，以为将来恢复全疆之根据也。”(13)可见，当时中苏关系已至为紧张。蒋经国与苏方的秘密会谈，使中苏关系有了较大的缓和。对此，蒋介石认为：“俄使馆阿秘书与经儿谈话，比过去不可谓非有甚大之进步”，“对俄外交已渐接近，其态度亦确已转变，此乃经儿与其谈话之效果。”(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