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3－0025－09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群体的研究成长为大陆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上至官绅，下至小市民，都被作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野。具体到道士群体的研究，也是海内外关注的热点之一，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及上海等地①，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则阙如。我们在研究武汉道教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注意到这一问题。而在道士群体中，火居道士②的研究尤其缺乏，显然这与官方及地方文献对火居道士的记录极少有关。关于武汉火居道士的历史，传统文献的记载只有零星的只言片语，幸运的是我们在武汉市档案馆查阅到民国年间火居道士登记的卷宗(其中所载大部分是汉口道士，间或包括汉阳、武昌道士，故以汉口的讨论为中心，间亦涉及汉阳与武昌)，为我们探索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下面我们根据现存的档案，并结合其他文献及口述史料，对民国年间汉口地方政府对火居道士群体的管理状况进行梳理。 一、汉口的形成与火居道士的进入 作为今天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其形成历史较之于武昌和汉阳是短暂的，明洪武(1368－1398)间还是“未有人住”的芦洲，与汉阳相连，天顺年间(1457－1464)始有居民。成化年间(1465－1487)汉水改道后，汉水由原来的多口入江变成了一口入江，汉口与汉阳分离，由此，武汉由武昌、汉阳双城夹江一变而为武昌、汉阳、汉口三城鼎立。汉口因汉水入江口水势平缓，深度适宜，且水面宽广，成为天然的避风良港。崇祯年间，汉口筑长堤后，既防水患而利于聚居，又可避风浪而适于泊船，故逐渐形成码头重镇，商贸日盛，在清康乾之世，已是“天下四聚”之一③。 伴随着汉口的发展，来自于各地的各种职业的人口纷纷移居汉口，外来人口构成了汉口市民社会的主体。“茶庵直上通硚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原注：一分民，亦别得之落籍者)”④。“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⑤。上述竹枝词十分形象地展示了汉口外来人口高密度集结的特点。据统计，在19世纪这一时期中，外来户约增至占总户口的70％－80％，而堪称汉阳本籍在汉口营业的土著户则不过20％－30％左右⑥。 在进入汉口的移民中，不乏火居道士的身影。从档案来看⑦，汉口的火居道士除汉阳土著外，主要来源于汉阳、汉口周边地区如黄陂、新洲及鄂州及湖南、江苏、安徽等地。 因汉口本是汉阳的一部分，与汉阳分离后，从汉阳到汉口也只有一江之隔，因而来往方便，汉阳籍火居道士纷纷来汉口淘金⑧。 黄陂一直以来以出产道士著称。正如民国年间胡朴安所指出的：“邑中道士多，和尚少。道士则娶妻生子，与居人等；道人则蓄发，与僧等。”⑨因道士众多，在黄陂、新洲境内留下一些与道士有关的地名，如新洲汪集镇的“道士湾”(得名的原因是“因村上旧日有道士”)、“陈道士湾”(居民多姓陈，数十代业道教，故名)、新胜乡的“道士岗”，黄陂李集镇的“道士湾”⑩。黄陂道士自称为“黄陂帮”(11)。既称为“帮”，就显示出人数之可观。 湖南籍火居道士多乘轮船而来，最有名者当属汉口宝庆码头(12)的道士，他们大部分是新化籍(13)。据口述史调查，最早进入汉口宝庆码头的新化籍道士是随船民一起来的。咸丰、同治年间，湖南木材业在汉口占据了主导地位，大批木材由湖南顺水源源不断运往汉口。放排、行船风险特别大，一路上有诸多的禁忌与祭祀活动，需要道士的参与，最早来到汉口的道士就是随木排或船只而来。随着湖南籍社区居民的增加，道士们因民众需要而定居下来。解放前宝庆码头有两大坛门，其主持人一是伍法宝，一是蔡子敬(益阳籍)。这里的坛门没有地界范围之分，其他坛门的道士可以来这里做法事，前提是要有真“本事”(14)。关于宝庆道士来汉口的经历，都是宝庆社区的老人与道士口耳相传的记忆(15)。 总之，汉口火居道士与移民的地域来源是相同的。这表明他们是随着当地人口的移入而来到汉口的，或是“躲避灾祸”，或是淘金，其主要服务对象也是移民，至少最初是如此。 二、地方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 相比宫观的道士，地方当局对散居的火居道士的控制要困难得多，一是因为火居道士工作地点不固定，穿行于大街小巷，满足的是民间的宗教活动；二是火居道士登记混乱，世袭、顶替、分家等现象使得火居道士人数及姓名等均是一笔糊涂账；三是火居道士散布于城市各个角落，不似宫观道士分布集中，管理便利；四是火居道士在家大多平日从事生产，和常人无异，遇有信徒邀请或有宗教事务时方才为“道士”，隐蔽性很强；五是当时汉口的火居道士外来人口占很大的比例，服务的对象也大多为外来的商帮，活动的主要区域为码头沿岸，流动性大，而且不服从政府管理；六是大多数火居道士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主要传承方式，完全世俗化，不受政府监督和管理。 清代初年对火居道士的管理沿袭了前代的办法。乾隆元年至三年(1736－1738)，清政府对包括火居道士在内的道士重新进行调查登记(16)，乾隆四年则废除了龙虎山天师府为各地方正一道士开坛传度及给发度牒和执照的权利(17)，而改由地方道会司颁发执照。民国初年，汉口地方取消了具有官方性质的地方道教管理机构。因此，民国时期，火居道士事务一直没有专管机关，相关事宜一般由市政府社会局或警察局等机关处理，但武汉三镇建制更迭频繁，时而直辖时而省辖，时而合治时而分治，是以火居道士事务管理常无定规。1927年4月至1929年4月，三镇合治。始为京兆区，直属武汉国民政府；1928年5月，湖北省收回管理权；1929年1月设立武汉市政府，但随即于4月撤销。1929年4月武昌、汉口分治，6月11日，汉口设立特别市，直隶国民政府行政院，而武昌划为省会区。此时汉口火居道士由汉口特别市社会局管理；武昌方面，由湖北省社会处管理。1931年，湖北省为补贴财政请求将汉口划归湖北省管辖，获得准许，7月1日，汉口特别市正式改名汉口市，隶属湖北省；同年，武昌成立武昌市政筹备处，汉阳城区也已于1930年5月划归武昌管辖。此一时期，汉口方面正一道士事务由汉口市府管理，武昌方面则由武昌市政筹备处管理。武汉沦陷后，则由伪政府管理。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恢复湖北省及汉口市建制，10月1日汉口市政府正式成立，隶湖北省；1945年9月设武昌市政筹备处筹备建市，辖汉阳城区；1946年7月汉阳城区划回汉阳县管辖。1946年10月10日武昌市建成，隶湖北省。1947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定将汉口改为直辖市，8月1日汉口市为国民政府行政院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