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2)01－0063－11 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大量外来语亦随之而入并逐渐中国化，从概念史角度对其形成与变迁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分析历史现象的重要方法之一，“军阀”一词也不例外。对于“军阀”这一概念内涵的变化，已有许多学者做过考释①，很值得参考。然而，同一个概念，除了在不同历史语境所指不同外，在不同个体或团体的话语系统中，亦往往有着独特的内容，并且承载着相应的观念变迁。例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共理论中，“军阀”一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概念，在不同历史背景之下，其意义有何变化，对此学界甚少论及。因此，在中共理论范围内，这个概念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分析中共理论中“军阀”概念的演变，既可为“军阀”一词提供另一角度的理解，也可从特殊面相观察中共理论概念的变化历史。 一、近代“军阀”概念的形成 “阀”字在古代汉语中指有功劳或有权势的家庭，而“军阀”一词汉籍古语中亦已有之。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军阀”一词的意蕴在唐朝即已出现，《新唐书》载：“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迁累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金山道副大总管。”②《玉海》记载更为详细：“郭瓘，开元初录军阀(二年四月庚申)，累迁左骁卫将军兼北庭都赐衣一袭薛讷，破吐蕃于武阶(开元二年十月甲子)帝命紫舍人倪若水即军陟功狀拜讷左(一作右)羽林大将军(一云十月癸未)”③。两则史料的记载稍有出入，但均显示唐人所谓的“军阀”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意思为军功，但与社会的上层地位有很大的关系。这显然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有关。唐代由于采用科举政策，世族和庶族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发生变化。实际上，科举制度仅是为庶族开通了一条通向上层的道路，而世族凭借门第、文化传统的优势、长期以来所建立的关系网，依靠科举世族跻身于政治上层的机会远大于庶族④。所以，社会上的门阀观念并没有因此消亡，反而延续了下来。而主要依靠世族不屑一顾的军功跻身于社会上层的庶族为了提高名望和政治地位，也热衷于修著谱牒，以便得到特权阶层的认可。可以说，唐代的“军阀”在直接含义上，是军事意义的，间接含义上才是政治意义的，但无论如何，“军阀”是唐代时人成为特殊阶层的一个条件，这也是“军阀”一词的含义后来演变成凭借权势造成特殊地位的军人或军人集团的原因。 近代“军阀”一词与古代“军阀”一词形同意异，但其意蕴在古代亦有，只不过不是以“军阀”这样一种字面表达方式，而是以“藩镇”“群雄”“阀阅”等字形的面貌出现。在“军阀”一词从日本引进之前，近代大都是以“都督”一词来表达的，其观念演变上的指涉，是在“文人当政”和“武人当政”、“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中定位的。例如，李大钊在1913年分析当时的形势时就说：“共和后，又有所谓建国之勋者矣。其今日一榜，明日一榜，得勋位、嘉木、上将、中将者，要以武人为多，而尤以都督为横，以其坐拥重兵，有恃无恐，上可以抗中央，下可以胁人民。……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⑤“都督”——民初“军阀”的早期雏形，它的社会身份此时定位在拥有一定地盘、相当大的军权、占据一定政治地位的个人。这种以个人姿态出场的“都督”，尚未被人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它还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概念。但是，对都督和其行为的修饰词语，已表明了社会上对都督这种军事势力和军人专政的不满，“都督”也就由一个中性词变成了蕴含贬义色彩的词语。 从“都督”到“军阀”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过程。古代早已出现过的“军阀”一词，在近代重新被拾起并赋予新的含义、加以新的运用，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近代意义上的“军阀”一词，是由梁启超从日本翻译而来的。据康有为的学生任启圣记载：“某年徐(徐勤——引者按)在沪请天游同学三数人晚餐，余亦在座。余偶提军阀二字，徐高声说：‘军阀’二字，由梁任公翻译而来。日本军人可称阀，概皆幕府子弟。若中国军人都是穷光蛋，何阀之有？只可称军人，不能称军阀也。”⑥日语中“军阀”一词写作“軍閥”，实际上，其概念早在幕府军人与政党势力争斗时已有贬义。梁启超曾记载一个日本人的话，对“军阀”一词具有贬义色彩的原因作如是分析：“某君曰，我日本之有政党，本起于维新时代，萨长土肥四藩及东北人士咸有功于王室，而萨长二藩，凭藉尤厚，遂据要津，行藩阀专政政治，盖武门秉政，实我日本八百年来历史之遗传性。旦夕未能骤革也。于是士佐及东北人士咸怀不平，思起而抗之，此政党所由起也。”⑦据徐勇研究，“阀”字本身在19世纪末期的日本成了专制垄断和压迫的代表词，其组合的“阀”语族也含有强烈的贬义色彩；在日本大正时代初期(1912～1925)，日本报刊中有不少抨击军阀横暴和专政的文章，多与军人与政党之间的争斗有关⑧。尽管日文中“军阀”一词已从中国古代的褒义词扩展到贬义词，但前引徐勤的话表明，其社会身份的定位仍然依据的是社会财产和社会地位，这就和中国古义的“阀”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仅从这方面看，并不具有贬义色彩。只不过，由于近代民主观念的兴盛，以日本的军人势力为主要代表的专政制度和专制势力，也就成为该国民众着力抨击的对象，“军阀”一词被抹上贬义的色彩也就不足为怪了。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在西方冲击下开始被迫向现代转型，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辛亥革命后，并未建立起一个民主的现代国家，反而面临着李大钊所担心的中央衰落、军人专政的封建局面。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中都曾经历过，尤其是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日本，中国此时的情景与日本的幕府军人专政有相似之处。庚子之役后，中国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日本，深受日本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梁启超将日本的“军阀”一词翻译过来，并借此来抨击中国军人专政的政局，似乎合于国人的心理期待，虽说这种语际跨越已使“军阀”概念所指的具体对象、涵义有了很大变化⑨。 然而，在五四运动之前，“军阀”一词并没有被广泛地使用，检索《孙中山文集》、《李大钊选集》、《陈独秀选集》、《恽代英文集》等资料，使用“军阀”的次数分别为0、3、0、0次⑩。五四运动以后，“军阀”一词的使用次数开始增加，但直至中共二大前，也并不是那么显著。根据同样的文献检索，恽代英使用了6次，陈独秀使用了26次，李大钊使用了12次，这与中共二大后对“军阀”一词的高频率使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反映出一个旧词新意的概念被当时的社会接受和推广需要一个过程，亦表明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民主革命潮流的高涨，民族和民主主义情绪开始聚集，国人对于政治局势和政治事件已不是冷漠处之(11)，“军阀”问题已成为政党政治普遍关注的对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