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后是否召开过“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曙新,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山东 青岛 266071

原文出处:
党的文献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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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编号]1005-1597(2012)02-0091-05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后,当年9月是否在陈独秀主持下召开过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对此作了肯定的记述:“被党的一大选为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根据中央的意见,辞去在国民党广东政府内担任的职务,于1921年9月返回上海,随即主持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党、团组织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和宣传工作等问题。”①

      《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一书也认为:“(1921年)9月11日,陈独秀由穗返沪,仍住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回到上海不几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工人运动的领导,出席会议的除陈独秀、张国焘外,还有各地代表毛泽东(湖南),李震灜、袁达时(上海),邓培、罗章龙(北京),许白昊(武汉),王尽美(山东),冯菊坡(广东)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等……这次会议是一次对全国工人运动进行统一部署的思想和组织动员会。”②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一书则专列了“中央九月扩大会议”的辞条:“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1921年9月中共中央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上海代表李震灜、袁达时,北京代表罗章龙、邓培,武汉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毛泽东,山东代表王尽美,广东代表冯菊坡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10余人。会议由陈独秀主持。会期5天。着重讨论发展工人运动及建立产业工人的党、团组织。马林作了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各地代表作当地工人运动的情况报告。”③

      笔者经查有关资料发现,召开“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的说法不但缺乏原始文献支持,而且其依据的回忆史料也存在着一些疑点。

      一、“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之说只有一个出处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等关于建党初期的有关文献中,均没有“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的记载。在回忆史料中仅有一个出处,来自罗章龙的三次回忆:

      第一次是1969年的回忆:“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同年8、9月份,在国际代表的建议下,中央在上海召集了各级(各地)代表会议……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人运动的机构,即劳动组合书记部。”④

      第二次是1978年的回忆:“1921年某月,中共中央召集各地代表,在国际代表建议下,在上海开会。毛主席和我都参加了。会议做了决定,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山东、北方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书记部主任是毛主席;湖北书记部主任是林育南;山东书记部主任是王尽美(王瑞俊);广东书记部主任是谭平山,后来是阮啸仙;北方书记部主任是罗章龙。”⑤这次回忆未说由谁主持,但说了几个与会者的名字。

      第三次是1980年的回忆:“1921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扩大会议。这是陈独秀从广东回上海主持中共党务后第一次召集的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当时中央负责人仅陈独秀、张特立(即张国焘)及国际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北京方面为邓培与我,武汉为许白昊,上海为李震灜、袁达时,山东为王瑞俊(即王尽美),湖南为毛泽东,广东为冯菊坡等,合计有代表十多人。”还说:“代表住在上海新闸路三元里,会期五天。会上由国际代表作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各地代表作当地工人生活与问题报告。讨论后决定了一个工作计划,并调整北方书记部组织及确定北方分部范围、人选等问题。”⑥在1984年出版的回忆录《椿园载记》中,他专列了“中央九月扩大会议”的标题,重述了这种说法。

      二、“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出处存在疑点

      罗章龙的回忆作为“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的唯一出处,其中有诸多疑点:

      第一,他所说的参加会议的“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和张国焘,在其论著或回忆中都没有提到过“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首先,陈独秀作为党的一大当选的中央局书记,在其论著中从未提到过1921年9月由他主持过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在多种版本的陈独秀传记或年谱中,也未见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记载。其次,张国焘作为党的一大当选的中央局组织工作负责人,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当年8月中旬,陈独秀先生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书记。”不久,在经历了被捕事件之后,“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便首次以书记的身分召集中央会议……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议的规范。他提议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即以我的草案为讨论基础,迅速予以决定。关于宣传计划他提议《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其他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等都由他与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谈,再提会议讨论。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仍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草案”。⑦

      经查,陈独秀被捕时间是10月4日,获释时间是10月26日,由此,张国焘所说“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应为10月27日。并且,张国焘说的是“中央会议”而非中央扩大会议,议题有多项内容而非“主要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只是“所讨论的具体问题”。

      第二,罗章龙所说的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马林,史料中也没有他参加“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的记述。在马林就中共成立初期工作而写的《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虽然也提及“国际代表邀请他(陈独秀)担任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工作以后,于8月底回到上海”⑧,但却未说随后参加过一次中央局扩大会议。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一书中,也没有他参加“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的记述,尤其该书还有一篇罗章龙本人回忆马林的专文,详细记述了他所了解的马林在中国革命中的史事,却同样没有提到马林曾参加过“九月中央(局)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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