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史研究的进展 近十年来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主要涉及改革开放史理论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 (一)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 作为党史研究重要内容的改革开放史近来引起学界重视，有不少文章讨论该话题。其中，研究者比较关心改革开放的缘起、主线、历史分期等问题。 关于改革开放的缘起。王海光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的彻底失败，更是党内从50年代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全面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个否极泰来的结果。①曹普认为改革开放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正是严峻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②孙大力认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基于对“文革”教训的反思、对中国当时落后面貌的反思、对当时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巨大差距的反思。 关于改革开放史的分期。陈述把改革开放新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至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第二阶段从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前。第三阶段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开始。③郑必坚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高度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分为四个段落。第一段落是新时期头4年，即1978年到1982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4年。第二段落是从1982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10年。第三段落是从1992年到2002年的十六大之前，是经受住政治和金融风波考验而更加坚定奋进，有系统地确立指导理论、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的10年。第四段落是最近这些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明确界定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④章百家认为改革开放史可以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阶段是酝酿准备阶段：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第二阶段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8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前。第三阶段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至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前。第四阶段是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至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第五阶段是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至今。后来他又把第四阶段调整为1992年1月至2000年底，第五阶段调整为2001年初至今。⑤ 关于改革开放史的主线。陈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主线。⑥郑必坚和李君如认为改革开放史的主线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郑必坚将改革开放历史分为四个段落就是基于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的主线。李君如认为，从客观的历史事实来考察，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历史。 (二)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 近十年来，国内学界结合新的实践，从不同角度，对30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再研究，取得的新进展主要有： 一是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有人指出，所有记载中国改革的书，都用浓墨重彩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很少。实际上，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⑦ 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有研究者指出，从中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所作的几次概括中，可以看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起点的界定，都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⑧ 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历史背景。有人认为，30年前我们国家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从粉碎“四人帮”到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间，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是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拨乱反正呈现徘徊局面。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发达国家纷纷进行后工业革命，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紧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党形成了巨大压力。面对困境和压力，党在认真分析国内状况和世界大势的基础上，制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⑨ 四是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成功。研究者对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关系的分析，比以往更加系统，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邓小平对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及其重大决策起了巨大作用；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成为全会的主题报告；三、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核心地位；四、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开始形成的起点；五、邓小平坚决维护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执行。⑩有人认为，在这次伟大历史转折酝酿、准备到完成的整个过程中，陈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1)还有人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历程(12)，是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起点(13)，是中国“依法治国”的起点(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