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2)－01－0033－10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一次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战争，是一场弱国反对法西斯强国的持久战。在这一特殊背景下，为了动员和争取广大的宗教人士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从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层面制定了宗教政策，并采取措施积极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由于宗教政策出发点的不同，双方在宗教政策的内容和实践成效上也有差异。相比而言，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的宗教政策给予了高度关注，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但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宗教政策进行对比述论的成果较少。鉴此，本文拟对之进行论析。① 一、抗战以前国共两党的宗教政策概述 抗战以前，国共两党都对宗教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关注，并联系各自的实际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打下了基础。相比而言，此时中国共产党较缺乏处理宗教问题的经验，加之革命根据地多在南方山区，信教的群众较少。而抗战以前国民党执行依赖英美的对外政策，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问题比较重视，故抗战以前国民党的宗教政策比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更详细。 抗战以前，中共的宗教政策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反对与惩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教育与改造”→抗战前夕“初步的尊重与保障”的转变过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多数宗教职业者往往都不从事生产劳动，属于不劳而获者，同时许多基督教徒又反共。要使农民起来革命，必须打倒“神权”，反对基督教，没收他们的土地，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要。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规定：“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荒或无主的荒地沙田，都归农民代表大会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②这种政策削弱了宗教对苏区民众的消极影响，推动了苏区内革命新秩序的建立。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把宗教职业者与一般信教群众混淆起来，伤害了一般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为此，中共开始对宗教政策进行调整。主要是：(一)强调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并以宣传教育的手段来解除群众的迷信思想。1933年10月10日，《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如果不得大多数工农、贫农群众同意即去没收宗教职业者的财产，这是不对的……菩萨神主等迷信偶像，也须得多数群众同意才能毁坏，仅依少数人的意见去打菩萨神主的办法，这是不对的。”③(二)重新区别宗教职业者与一般信教群众，强调对前者进行改造并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给予出路。这一政策既给予了职业宗教者以经济和生活上的出路，也减小了以往政策的打击面，从而获得更广大群众对革命的支持。对于信教的非宗教职业者，“应各依其成分分别待遇，如是工、农、贫民，均应有选举权，而居于乡村者，均应分配土地”④。红军长征期间，中共的宗教政策逐步向更加尊重和保障宗教人士的权利转变。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的哈达铺等回民区，红军政治部特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 抗战以前，国民党为了争取英美对其独裁统治的支持，以及维护中国的统一，比较重视宗教问题，制定了较详细的宗教政策。其一，确立了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原则，尊重宗教风俗。1930年10月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第39条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非违背良善风俗及扰害社会秩序，不得干涉。”⑤国民政府中央大员进藏，发给随行人员的训令中一般都有尊重藏族宗教风俗的条文。据黄慕松入藏致祭材料记载：“查此次国民政府派黄专使前往西藏致祭达赖，规定用牛羊祭品，原系比照前清致祭亲王旧制例。现藏方拟请改用佛礼品，似属可行(拟将祭品之牛羊酒馔，改为佛教所用之品)。”⑥黄慕松一行在藏的活动，也使得西藏僧俗“确认中央维护佛教较英国利用佛教相差万倍”⑦，解除了他们的部分疑虑。其二，借助宗教力量维护统治。对于基督教，国民政府企图通过它来加强同西方列强的关系，并试图利用基督教来“移风易俗”，“造就新国民”。对于藏传佛教，国民政府利用中央政权同藏传佛教的传统关系，发展同西藏的联系。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青海、宁夏等地，国民政府则借助于当地回族军阀势力——马步芳、马鸿奎。其三，通过行政手段促进宗教的改良。1931年国民党四大通过《确定边区建设方针并切实进行案》中规定：“对于各该地(指边疆地区)人民之宗教信仰，须尊重之；宗教行政取渐近的改良，并以唤起各教信徒自谋改良为原则。”⑧ 二、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宗教政策内容述论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尤其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国都有大量的信教群众，也有许多专门的宗教职业者。作为中国抗战两大力量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了持久抗战并最终打败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都高度重视做宗教人士的统战工作，并联系抗战实际制定了一些宗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宗教人士的政治、文化权利。但由于双方宗教政策的出发点不同，国共两党的宗教政策也有较大差别。总体而言，抗战时期中共关于宗教政策的内容更为合理和系统化。 (一)抗战时期中共的宗教政策 抗战时期，针对抗日根据地多处于宗教复杂的边远山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地区和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族地区)的实际，为了争取广大的宗教人士抗日，中共高度重视宗教问题，不仅制定了与宗教界上层人士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民生问题上制定了一些争取信教民众和宗教职业者的政策。 1.高度重视与宗教界上层人士建立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为了争取宗教上层人士同情、支持和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中共制定了与宗教界上层人士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虽然不赞成唯心论和宗教教义，但‘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⑨。为此，中共高度重视对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在开展对宗教人士的统战工作方面，周恩来等人做出了显著贡献。当社会上对基督教徒在抗战形势下的地位和作用发生怀疑和误解时，《新华日报》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以《抗战与基督教徒》为题，为其辩护道：“中国的基督教徒，都是很好的爱国主义者，应当特别指出，基督教青年会团结了许多青年，成为中国青年中一种很重要的组织。”⑩抗战时期，周恩来、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在武汉积极做汉口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美国人吴德施，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吴耀宗的统战工作。1938年4月19日，吴德施主教离开武汉时，《新华日报》以“吴主教临行赠言，巩固统一战线”为题发表了吴德施的告别辞(11)。1941年1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了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吴耀宗，向他阐明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1943年5月，周恩来、董必武再次会见吴耀宗，同他热情交谈国内外形势，认真细致地向他讲明了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并对宗教界人士为抗战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2)周恩来也特别注意做佛教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39年4月，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南岳会见了祝圣寺法师暮笳、演文、巨赞等人，和他们一起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在暮笳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强烈震动了南岳宗教界。(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