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5日，北平东北流亡学生因反对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之《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而游行请愿，国民党北平当局处置多有不当，发生严重流血事件，学生伤亡达数十人之多，此即谓“七五”惨案，而惨案的善后与调查，更牵动华北、东北民众与舆论，东北籍学人金毓黻在其日记中直称此案为“近来一大惨案，亦流亡史中可纪之一叶”。①然学潮真相、事件演变过程、责任归咎等问题，不仅今人多已忘却，即或时人亦难得其详，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目前仍旧较为欠缺，乃或基本史实亦含糊不清。②时任北平市长的刘瑶章事后认为“七五事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它多方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各方面对来平的东北学生不同的态度和交织的矛盾”。③本文即利用多方档案探究学潮爆发的原因及真实过程，重点展现国民党中央、北平当局与东北民众等彼此间围绕事件的善后所展开的角力，意图通过“七五”惨案研究使得今人能够对战后学潮被政治化后所呈现的复杂面相有更深的体认。 一、学潮起因与过程的分析 1948年的东北战场，国民党形势急转直下，位于东北各主要城市的东北大学、长白师范学院等在教育部的主张下先后迁往北平，“尚有正统观念的东北青年，盲目相信国民党的谎言，有的心存妄想，想找个世外桃源，安静的读书，而北平是文化的古都，是大家向往的地方，迁校之风一时甚盛”，④“国民党不只是把东北大学的师生运来北平，同时也把国立沈阳医科大学，在沈阳的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辽宁艺专的师生也都运来北平，私立中正大学也来了，国民党在沈阳宣传在北平成立临大、临中，接纳东北学生。所以安东、热河、长春等地的中学生也从陆路来到北平。”⑤如张淑润，沈阳人，17岁，自称“因生活所迫而逃亡此地，此地恰巧有临时中学，虽然是不幸，但是在不幸中而是最幸的，于是余很急忙拿证件到奉天会馆去登记，希望被录取”，⑥类如张氏者可谓数以千计，据中共地下组织调查当时北平东北流亡大学生达6000余人，中学生4000人，若合校外宿者当在12000人左右。⑦ 然而学生到平后，生活状况大多较为凄惨，“大学好一点，吃住还不算困难，中学生有的住在破庙的大殿里，实在无处可住的人就住在城墙洞里，吃饭靠北平社会局的救济，每天不到一斤玉米面，有的有老师管，有的是自治管理，北平街头到处可见东北流亡学生”。⑧同时，国民政府对于战后东北地区实行独立的货币暨流通券，随着东北形势的不断恶化，流通券通货膨胀的程度更甚于法币，华北当局为避免流通券的大量输入恶化华北金融，6月28日强行停止了流通券与法币的汇兑，东北来平学生所持流通券事实上已成废纸，造成避难入关的东北学生、公务人员的极大不便。⑨ 7月5日之前，东北学生为改善境遇与读书问题，仅6月“一个月中，前后的大小请愿就不下十余次”，⑩如6月15日中正大学在平学生“一百余名请愿，要求校长向教部请求全体学生加入临大，并反对学校南迁”；(11)6月底东北学生包围市政府，请求增发粮食，停止迫害。但北平军政当局对于东北学生问题“一直都采取不理与推脱的态度，先不管，但又必须管，于是就推”，(12)使得东北学生不满情绪持续累积。7月5日学生游行请愿并非毫无迹象。同时，东北流平学生因无人照管，不可避免会有扰乱社会秩序情事的发生，如东北中学生流平同学会要求北平各电影院给予千余名东北学生“赐予免费优待”等。(13)平市参议会议员“看见这样的情况，觉得不像话”，(14)7月3日参议会通过《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案》，要求中央“对已到平之东北学生，不论公私立学校，凡有确实学籍及身份证明者，应请傅司令设法予以严格军事训练”，学历符合者“暂时按其程度分发东北临大，或各大学中学借读”，学历不合者“入伍服兵役”；并且“中央停发东北各国立公立学校之经费与学生公费，全部汇交傅总司令”。(15)然而“这项提案通过后，尚未提交市政府和剿总，丁履进因为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北平分社社长，即将提案的内容及市参议会通过情况，当做新闻发表了”(16)，7月4日该议案见报，“东北学生来平，无人顾念，几等无人照顾之孤儿，情绪已是十分苦闷，遂以参议会决议案为导火索一触而发，酿成空前不幸惨剧”，(17)7月5日游行请愿之事由此而起。事实上，教育部1948年3月已有劝导流亡学生加入青年军的提议，只是因国防部对此议不置可否，表示“困难甚多，暂缓办理”而作罢。(18)7月11日北平市教育局局长王季高直称“参议会的议决案并未与行政机关接过头，同时，从剿总到市政府以至于教育行政机关，也从没有让学生当兵的意思”。(19)若由此来看，北平参议会7月3日提案实难成行。 缘何数千东北流平学生仅因一纸不可实行的议案而游行请愿，打砸参议会，直至产生大规模的血案惨剧呢？事后，国民党当局多将原因归为中共的煽动，客观而言，无论从中共当时的档案文件抑或党员个人回忆而言，中共对于东北流平学生的影响力均相当有限。1948年9月中共华北局城工部《北平“七五”惨案及“七九”大请愿》报告承认大多东北学生对于中共并不认同，“14年的殖民地奴隶生活培养出他们更强烈的国家观念，怀念祖国、热爱祖国——但这祖国是狭隘的，是指那曾兴盛一时的伪南京政府，正统思想在他们脑中占了相当的地位的”，“许多同学因为家中是地主阶级，家庭利益受损，因此怀恨共产党”，“一部分同学受到敌人片面的宣传，为敌人所蒙蔽，害怕共产党”。中共的组织动员多难深入东北学生，如“座谈会上东北同学发言很少”，中共只能自责“事前动员和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并且北平中共学运组织对于东北学生亦未足够重视，“有很多人没有领会到东北同学工作的重要性”，“七五惨案突然发生，七九后一星期组织上才确定团结教育东北同学是暑假主要工作。思想酝酿不够，基干组织没有完全接受这个新的号召”。(20)时为东北大学中共地下党员的周克承认“这次请愿具有突发性、准备不足，我们也缺乏驾驭几千人队伍进行斗争的经验，事件带有很大的自发性”。(21)相反，北平市参议会秘书长刘象山认为东北流通券的大量涌入平津地区，东北“那些吃空缺的将领不但乘机发财，甚至于把这些钱拿到平津来炒金钞”，“不幸东北乱来的不只是军人，党务人员也一样糟糕，特别是那些没法到地方任职的人”，“结果搞的物价大涨非常不稳定”，使得华北剿总6月28日单方面停止兑现流通券，“这样的禁制当然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藉此策动反对参议会的行动，在流亡学生里煽动”，“有些学生莫名其妙的就被鼓动起来了，于是乎他们发动了游行示威”，(22)更有学生直斥东北立委此举为“东北恶棍制造学潮，葬送青年舞弄政府”。(23)无论是中共的“第二条战线”策略抑或国民党内部矛盾导致学潮，二者的分析均有其片面性，最不能忽略的因素应是东北学生自身面对的现实困境。反却是英国驻华情报部门的分析更为平实，“当局习惯性地斥责职业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以图在学生间煽动不满。当局如此做法，他们事实上忽略了此类煽动如此成功主要是因为学生生活工作的环境是如此之坏。”(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