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日”与反日

——抗战时期朝鲜华侨的艰难抉择

作 者:

作者简介:
[日]菊池一隆,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授

原文出处:
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提要:

卢沟桥事变后,滞留朝鲜的华侨无奈下必须谋求与日本当局保持和睦关系,尤其是驻京城(汉城)总领事馆面临二选一的艰难抉择。南京陷落促使驻汉城中国总领事范汉生脱离蒋政权,支持南京汪伪政权,朝鲜华侨遂宣布支持临时政府,成为日本友邦国国民。1940年代,八路军利用朝鲜华侨进行反日,仁川事件使朝鲜华侨与日本殖民当局矛盾激化,日本对朝鲜殖民地的统治开始受到来自南京汪伪政权管理下的总领事馆和普通华侨这两方面势力的动摇。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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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继日本殖民地朝鲜发生万宝山·朝鲜事件以后,中国又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有关此后朝鲜华侨的状况目前还存在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朝鲜华侨的研究极少。已有研究中,论及这一时期的成果有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的《韩国华侨志》①,其论述的重点并非这一时期,且对于警察的逮捕、刑讯和杀害等镇压行为只是点到为止;杨昭全、孙玉梅的《朝鲜华侨史》②讨论了日本殖民地中的镇压、归国华侨的抗日活动和华侨学校中教师的抵抗;安井三吉的《帝国日本与华侨》③讨论的是日本、台湾地区、朝鲜的华侨,虽然对于考察朝鲜华侨近现代史和东亚中的定位具有参考价值,但该研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和台湾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镇压事件”,颇值得怀疑,而且该研究没有注意到在这一延长线上朝鲜华侨在同一时期的抵抗。诸如此类,虽然相关研究已在缓慢进行,但还只是刚刚起步,对朝鲜华侨和傀儡政权的关系尚未能做出充分的阐明,另一方面也有些强调遭受日本镇压的被害者的一面。对于抵抗方面,仅仅限定于归国华侨参加八路军等。

      为了打开局面,本研究拟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时期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和普通华侨的动向。研究中,笔者将关注朝鲜华侨在傀儡政权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以下称作南京汪伪政权)成立时候的动向。尤其关注朝鲜华侨的抵抗,深化对包括游击队在内的抵抗活动的实证研究,并加以分析和考察。

      一、抗战爆发后朝鲜华侨的整体应对概况

      首先来看一下华侨的人口推移。1930年朝鲜华侨人口为67794人(男55973人、女11821人),但万宝山·朝鲜事件、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1931年总人数锐减至36778人,是1930年的54.2%。1932年,华侨人口为37732人,1933年为41266人,1934年为49334人,1936年为31711人,此后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华侨人口始终在4万人上下浮动。但是,如果把1945年日本投降前从中国东北和山东省强征的约两万华工计算在内,华侨总数应为6万人。④若按《釜山日报》的报道,3万朝鲜华侨中的6成已经回国⑤,卢沟桥事变后,华侨人数短时间内的确有可能曾下降到1.8万左右。

      那么,卢沟桥事变以后华侨的归国情况如何?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陆续有华侨回国,每天约有四五十人经仁川回到中国。然而,由于山东政局的恶化,从仁川出发前往山东的朝鲜邮船停运,造成7月20日以后蜂拥赶至仁川的约5000名朝鲜华侨被困在华侨街。虽然朝鲜总督府与威海卫的英国船舶曾进行过交涉,但未获答复。仁川、镇南浦、新义州等地的华侨越来越多,当局开始采取一定的保护和监视。8月23日,仁川野口商会的中国汽船利通号在仁川临时入港,华侨们争先上船,但是考虑到青岛、芝罘比较危险,所以这艘船一开始并未起航。在华侨的怂恿下,经过相关各方的游说,26日约1000名华侨从仁川出发。⑥

      就这样朝鲜华侨中不断涌现出已经回国和准备回国的人。因此,8月9日总领事范汉生拜访朝鲜总督府外事部松泽部长,提出要求,称“由于日前将有3000多名华侨从釜山港启程回国,所以请准备船舶”。对此,松泽表示“即便事态发展到最坏的地步,作为我帝国方针也绝不会影响到在朝鲜的中国人,所以请总领事代为向在朝鲜华人转达请安心生活”。⑦尽管如此,但如平南道的华侨,原本有6000多人,最后由于回国的人颇多,只剩下2700多。对此,有人认为留下的大部分都是农民和工人⑧,这表示有钱人都回国了。事变发生前,釜山也曾经有500多华侨,但事变后减少到300多,釜山领事馆副领事一家也都回到中国。⑨

      不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流。7月19日,从芝罘、威海卫出发的利通号载131名中国难民在仁川入港。问其原因,答曰“比起本国,文明的日本更为安全”。⑩汉城的农民王成大还因担心战事扩大而拿着卖掉家产得来的300日元和一辆别人送的自行车从仁川回到山东。不过,他刚一在中国登陆,就被强迫去参加中国军队。由于他拒绝参军,所以300日元和自行车都被没收。一气之下王成大再次回到汉城。(11)春川还发生了如无业人士李某(朝鲜人)趁乱威胁种植蔬菜的华商毕鹿宽“交出所有的钱”这样的一些小事件。(12)

      (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的转向过程

      12月,首都南京陷落。与“接到捷报后满街的喜庆”形成对比的是,汉城的总领事馆“死寂般的黑暗”。据说面对京城日报记者的采访,接待人声称范汉生总领事“因病卧床”,已经休息(13),婉转地拒绝了会见的要求。由此可以推测,南京陷落带给范汉生巨大打击,成为其以后改变态度的重要转折。在这种情况下,12月19日,釜山领事陈祖偘为了确定自己的态度,来到汉城拜访范汉生总领事,但是范已经出发去了天津,不在馆内。无奈之下,陈为了与神户总领事商量,20日,“秘密”乘关釜(下关—釜山)联络船,前往神户。据说“属国民政府直系的陈领事的态度颇受关注”。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发给釜山领事馆的经费不足,10月以后这种经费便中断了。(14)

      12月14日,临时政府在北平(即北京)成立。随之,国民政府调任釜山领事陈祖偘代替范汉生代理京城总领事,又升釜山副领事程心益为领事,命神户领事魏友琴(锡)兼任京城领事、升横滨副领事林定年为京城领事。据说汉城因为总领事要在“华北新政权”下接受任命,甚为吃惊。也就是说,虽然国民政府失败了,但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最初的时候国民政府是想把临时政府放在自己的影响之下的。因此,虽然陈、程、魏、林等人欲往汉城赴任,但却遭到了釜山宪兵队的阻拦,无奈之下只得退回东京的大使馆。就这样陈等人在下关进港,为了与徐世英大使商量解决办法乘火车前往东京的大使馆(魏友琴需要在神户总领事办公,所以与仁川总领事曾广勋一同在神户下车)。他们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庆尚南道的跟踪,到了下关,山口县又派一名巡查继续跟踪,在宫岛,又被广岛县警察接替继续跟踪。陈等众人“对日本军部当局的举措愤慨难忍”,难以抑制对加入“新政府”的原汉城总领事范汉生等人的怒火,认为他们的行径是“罹患了日本病而发狂”。结果,这一问题是由于范汉生向当地军部活动而引起,被看作“是两国之不幸,令人费解”。(15)1938年1月2日,陈祖偘和釜山领事馆的随习领事曾鼎钓二次进京(东京)。1月11日,曾鼎钓通过P.O汽船会社从横滨、香港回国。陈祖偘和金祖惠、林定年、张相等连日进出于大使馆,与许世英大使商量朝鲜领事馆问题和自身前途。但因许大使也正在和日本外务、内务两省协商,所以没有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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