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命令”辨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金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当代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一号命令”是1969年10月中旬林彪通过军委办事组发布全军的一个战备命令。这个命令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出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军事异动,中共中央判断苏联极有可能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关节点发出的。林彪在发出命令之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但命令在传输过程中出现冠名等问题,致使这个命令在中央核心层引起一系列复杂反应。“九一三”事件后,这个命令又被称为林彪“篡党夺权的预演”,被长期追查,使之更加复杂化,至今存在许多误解。围绕“一号命令”出现的问题反映出军队存在的一些综合性问题。它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形势,以及军队领导体制的不正常、军队正规化建设制度被否定有直接的关系,折射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建设中潜伏的危机。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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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E297.5;K27;D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1)06-0071-11

      “一号命令”也称“第一号号令”、“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等,是指1969年10月中旬,林彪通过军委办事组发给全军的一个战备命令。为了叙述方便,文中称之为“一号命令”。这个命令当时在军内外产生了很大震动,在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层引起复杂的反应,多年之后仍然众说纷纭。对于“一号命令”与老干部疏散、城市人口遣散之类事件的关系,早已有人做过比较清楚的论述[1],但对于命令本身尚无较详细的研究,如:“一号命令”是如何发出的,内容是否适当,存在什么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为何不满,命令产生了什么意料之外的影响,等等。本文拟依据相关资料对这些问题作一分析。

      “一号命令”产生的背景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在中国和苏联国内各自针对对方举行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发表抗议、声明等,随之两国军队加强了战备。中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盟关系破裂的状态进一步恶化到军事对峙。

      在中国,毛泽东于3月15日提出“要准备打仗”①。4月,中共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向全党发出战备号召:“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2]当时中国与苏联军事力量的对比是苏联远比中国强大。毛泽东“准备打仗”号召的含义是做好抵御苏联侵略的准备。毛泽东说过“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3]之后,中央军委制订的军事战略和作战计划主要也是针对苏联入侵的。中国方面以防御姿态展开战备活动。

      苏联方面自珍宝岛冲突后,不断加强其国内的反华宣传,称中国是“侵略者”,中国领导人是“现代冒险家”;诬蔑中国人如何残暴,中国要用武力改变边界,要吞并蒙古人民共和国,要对苏联发动核大战,建立一个从太平洋到黑海的大帝国,并发出要打击中国的叫嚣。[4]6月13日,苏联发表声明,宣称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历来是属于苏联的,“中国北方的国界是以长约四千公里的长城为标志的”,“在西部,中国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更从来没有到过巴尔喀什湖”。中苏边界纠纷是“中国当局继续在苏联边界上组织挑衅”,宣称“要越过苏联边界的任何企图定将遭到毁灭性的回击”。[5]苏共政治局会议对使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问题连续几个月进行讨论。国防部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积极主张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共政治局一度决定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并由外交部、克格勃和军事情报局探听美国的反应。[6]1969年6月5日,苏联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再次反对中国。7日,勃列日涅夫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同时苏联开始研究亚洲集体安全保障的具体计划,派出20多个代表团到中国周边国家游说,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7]中国政府及时揭露了苏联的行为,认为苏联同美国“串联亚洲各国反动派,拼凑一个反华军事包围圈的罪恶阴谋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8]

      与此同时,苏联加紧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勃列日涅夫宣布要“不惜人力物力”加强国防。苏联高级军官号召军队“进行分秒必争的战斗准备”,“不容许有丝毫的缓慢”。[9]苏联在边境全线派驻了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6](p.195)中国方面统计,苏联部署在亚洲地区可用于对付中国的兵力到1969年已增加到100万人以上,有70多个陆军师,2万余辆坦克,3000多架飞机,800多艘海军舰艇、合计60多万吨。[10]

      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界冲突呈扩大态势,苏军加紧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并且把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挑起一系列边境事件。②苏联继续向中国境内纵深地区开枪开炮。[11]8月13日,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铁列克提地区,对中国边防巡逻分队进行突然袭击,巡逻分队25人及随同执勤的3名民兵全部阵亡。[10](p.103)在此期间,苏军进入了更高级别的战备状态,部队向中苏边境推进,加紧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不断地在中苏边境地区举行入侵中国的作战演习,同时加紧进行战场准备。苏联扩大征兵规模,在接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赶修战备公路和铁路,并把居住在靠近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迁走,沿边界线建立了一条宽达20公里的无人地带。[12]

      1969年,关于中苏之间是否会发生一场战争是国际舆论的热点。8月18日,外电报道,苏驻美大使馆一官员询问一美国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直在讨论苏中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发生,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并说: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说明了苏联恪守这样的一个原则,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7](p.339)路易斯的文章是经过克里姆林宫授意的。[13]

      到了9月,苏联部署于中苏(蒙)边境的军队规模和兵力组成已经显示出:苏联有能力向中国发动进攻,特别是攻击中国的核设施。[14]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声称: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开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15]

      至于苏联的意图是战争恫吓,还是决心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中共中央没有贸然决断,而是根据掌握的苏联军事、政治动态,结合国际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并根据事态发展随时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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