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逻辑的错乱:中共“文化革命”观变迁考察(1956.1-1966.8)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德山(1966- ),男,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在它全面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中共的“文化革命”观却经历了由“纯粹文化”到“观念”层面革命的三次反复,最终又由“观念”层面进入政治层面的“夺权”革命。其过程错综复杂,原因多种多样。对此变迁进行梳理和分析,能使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共及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轨迹。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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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1)06-0058-06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和逻辑顺序是:首先进行政治革命,“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其次进行经济革命,“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及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再次进行思想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内涵做过解释和说明。列宁从俄罗斯落后的国情出发,提出要进行“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2]。他的“文化革命”包括发展文化教育的“纯粹文化”和发展生产的“物质”两个方面。但斯大林对此解释道:“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文化……是改善国家机关和任何其他机关的主要杠杆。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口号的意义和作用就在这里。”[3]也关注的是“纯粹文化”一面。毛泽东则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4]。这个“文化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念”革命内涵基本一致。他还说过,“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5]。这个“文化建设”与列宁的“纯粹文化”革命含义相近。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面来到之前,中共革命建国理论体系中,“文化革命”有“纯粹文化”、“观念”、“物质”(发展生产或增加“生产力”)三个层面的含义。而在1956年1月到1966年8月间,中共的“文化革命”观却经历了由“纯粹文化”层面到政治“夺权”层面的演变。对此进行清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共及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曲折状况。

      一、从“纯粹文化”层面革命口号的提出到“观念”层面革命内涵的新解释

      新中国建立之时,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兴起之际。这场引发人类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引起了中共高度关注。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我们正进入了“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6]。科技革命的时代要求、更大规模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将技术和智力支持问题摆在突出位置。会后,中共开始反思知识分子政策。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明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示要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初步计划。毛泽东则批评党在知识分子问题和工业方面缺乏主动性的倾向,强调“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昧同无知的命”[7]。无疑,这个“文化革命”定位于“纯粹文化”层面,是前文“文化建设”的延续。不过,尽管当时中共重视知识分子,但是并不意味着党内高层对这个群体就完全信任。毛泽东认为,他们当中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40%左右,还有百分之十几的落后分子,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8]163

      1956年秋,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了国内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的深刻变化。在有关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方面,刘少奇提出:“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并且在财政力量许可的范围内,逐步地扩大小学教育,以求在十二年内分区分期地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同时,对于职工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对于一部分文化程度很低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教育,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应当帮助他们创造文字。”这里的“文化革命”突出的是“纯粹文化”层面的意蕴。不过,报告同时关注“观念”层面的革命工作,“改造旧的思想意识比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更困难些,更需要时间。我们必须继续加强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而这两个问题都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报告在强调培养新知识分子尤其是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提出利用、防范和改造的主张。[9]

      八大之后,中共一方面坚持了“纯粹文化”层面革命的主张,如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0]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趋于复杂,毛泽东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念更加怀疑。这年2月27日,他判断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实现了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3月8日,他又提出我国知识分子按出身说80%是剥削阶级;在中国,80%左右的知识分子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实际工作的就更少了。3月12日,他估计,在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动摇。[11]225;250-251;269

      这种估计在不久的整风运动中似乎被右派分子的攻击性言论所证实。中共遂将他们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认定反右斗争是“政治思想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是没有完成的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同时进行的对“人的改造”。革命的对象是“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党派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就是要在我们国家的一切方面把无产阶级的领导巩固地树立起来”;方法不是要把右派分子逮捕起来,或者加以肉体上的消灭,而是要通过群众性的辩论,驳倒右派分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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