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1947年10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斯大林并无意在亚洲也建立这样一个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开始与苏共商议建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虽然提出让中共领导亚洲革命,并原则上同意建立东方情报局,但不主张立即采取行动。中共得到莫斯科的原则意见后,立即开始培训亚洲各国共产党干部。中国出兵朝鲜后,中共实际上取得了对亚洲革命的主导权,虽然考虑到国际形势,没有建立东方情报局的机构,但是通过开办马列学院和各种专门学校,以及把亚洲各国共产党代表聚集到北京,中共已经开始领导亚洲革命,特别是朝鲜问题的主导权也已经向中国转移。朝鲜战争结束后,中苏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东方情报局的问题不再提起,但直到1960年代初,中国始终是亚洲革命的中心。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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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集会,宣布成立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报告中提出了对国际局势已经出现两个对立的阵营的著名判断。日丹诺夫报告被认为是与杜鲁门主义相对应的苏联的冷战宣言,而共产党情报局则成为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对抗的大本营和司令部。随后,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便开始流传关于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成立的消息。但一阵喧嚣过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东方情报局的影子。于是,这个神话就自然消失了。时至今日,在研究冷战起源(包括亚洲冷战起源)的诸多论著中,也几乎没有学者关注是否存在一个东方情报局的问题①。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后中俄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公布,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②。其实,所谓的东方情报局最后并未成立,但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确承担了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那么,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是如何提出的?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亚洲处于什么地位?毛泽东对领导亚洲革命有哪些考虑?中共对待东方情报局持什么态度?东方情报局为何最终没有建立?归根结底,亚洲革命的领导权是如何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解开东方情报局这个历史之谜。

      一、斯大林否认东方情报局的存在

      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不久,关于东方情报局的传言便出现了。1947年11月19日香港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可靠的”消息:“11月20日,满洲、蒙古、朝鲜、印尼、马来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将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将要建立东南亚和远东情报局,共产国际在贝尔格莱德恢复行动非常明显地证明,苏联政府进行伪装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天,上海《东南日报》的报道又增加一些引人注意的细节:“今天,在哈尔滨召开了远东共产党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关于建立远东情报局的问题。中国、朝鲜、蒙古和暹罗将派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已经派遣非常著名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李立三现在正在满洲。”该报还评论说,建立远东情报局被看作是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欧洲情报局之后合乎逻辑的一步。这一消息瞬间就出现在了巴黎和伦敦的报纸上,并引起了正在努力恢复对其原有亚洲殖民地控制的法国、英国的疑虑和恐慌③。11月29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继续报道关于“东方七国共产党会议的详细情况”:“这次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在远东地区成立共产党情报局;2)远东地区各国在其争取自治的斗争中相互合作;3)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苏联情报人员认为,国民党分子借此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掀起了巨大的造谣攻击运动,把这次会议和情报局的建立描绘成“共产国际的复兴”,甚至是“共产国际从地下走了出来”④。

      不过,这些传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人们传说中的东方情报局根本就没有出现。的确,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原本就不存在关于在亚洲也建立一个共产党国际组织的设想。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会把亚洲革命运动看作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及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此外,苏联的外交重点始终在欧洲,斯大林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过多地关注亚洲。这一特点,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就显现出来。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情报局会议,日丹诺夫的报告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及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⑤。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从1947年夏天至1948年春天,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先后否决了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提出的关于在布达佩斯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对于丹麦和挪威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北欧国家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想法持极大怀疑态度,严厉批评了联共(布)驻世界青年民主联盟代表切乔特金娜关于建立东南亚共产党联合组织的报告(报告人被撤职),拒绝了巴勒斯坦、土耳其和伊拉克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阿拉伯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⑥。不仅如此,大量的研究表明,1948年6月马来亚共产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并未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斯大林甚至不愿关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多年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革命斗争⑦。实际情况正如俄国学者艾菲莫娃查阅了大量苏共中央档案后做出的结论: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之后,如果说在苏联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材料中的斗争性在增长,那么在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秘密报告中则看不到这种斗争性。这些秘密报告既没有突出斗争性,也没有强调武装斗争,从中也不能发现苏联领导人号召亚洲共产党人起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暗示。在1948年春季之前,苏联共产党同所有东南亚共产主义活动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尽力不卷入这些国家的国内斗争。尽管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特别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包括诸如输送武器的军事援助,莫斯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不确信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能否取得胜利,苏联领导人甚至不愿同东南亚共产党保持正常的关系⑧。有研究表明,有关越南情况的最初文章一直到苏联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也就是在1950年才出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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