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11)06-0049-09 中共中央南方局，公认于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但也有于1938年12月在广西桂林成立的观点①。表面上看，这只是对一个机构的成立时间、地点有不同认识的问题，但若深究下去，则会发现它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到来时的总体战略思考密切相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一、设立南方局问题的提出 1938年6月18日，侵华日军攻占荻港，武汉保卫战开始。由于中日国力、军力的明显差距，武汉不守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存在。7月19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东南分局书记项英致电长江局和中央，建议当武汉不守时，在长江以南设南方局，辖赣皖浙苏区、浙江、湖南、福建、广东等省，并建议长江局与东南分局合并为南方局。②这是设立南方局的最早提议。 项英的建议，同半年多前成立的长江局密切相关。193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为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周任书记。但因周恩来在西安、山西等地忙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宜，不能到任，该委员会未能成立起来，仅董必武以中共代表身份到了武汉。11月29日，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12月9-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滇、黔、川、湘、鄂、赣、皖、苏、浙、闽、粤、桂及沪、豫、新四军)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将原中共中央苏区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这种组织设置和人事安排，考虑了统战工作的实际需要，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领导，对应国民党中央当局，专做上层统战工作；长江局包括其下属的东南分局，则以项英为核心，领导除上层统战之外的南方一切工作，尤其是军事工作(主要由随后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负责)。但事情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23日下午，代表团与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认为两者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并，对外为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这一举措改变了中共中央决定中央代表团、长江局的人员成分，加进了林伯渠，减弱了项英领导的东南分局的权力。合并后，长江局将领导南方武装斗争的职责几乎完全移交给东南分局，自己全力去做推动国民党当局抗战的统战工作。 项英成立南方局的建议，除基于抗战形势的考虑外，也在一定程度上针对上述举措。它以有所扩大的东南分局管辖范围③作为南方局的辖区，以东南分局为主体成立南方局，用以取代因武汉失守、战局剧变而失却依据、前途未卜的长江局，实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设立长江局决议的组织意图和政治意图，进而实行以新四军及其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战略。 对于项英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8月5日复电长江局并项英，认为项英的意见关系到长江局整个工作的布置，“请长江局首先讨论，再告中央决定”④。长江局讨论的结果是：将长江局领导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在长江以北地区设中原局；在长江以南设南方局。这即是说，将长江局的辖区一分为三，领导机构、工作人员则一分为二。按照这个设想，东南局继承东南分局；长江局由南方局继承，继续做国统区的统战等工作。这意味着，中共中央的战略设想，将由南方局、东南局、中原局分别落实。 二、临时的应急决定 1938年9月24日、28日晚，长江南面的富池口要塞和江北的田家镇要塞先后被日军攻占，武汉门户洞开，战局陡然紧张。面对这样的局势，国民党当局各机关开始了第二轮大搬迁。受其影响的中共机构，首推代表团和长江局，因其工作性质决定了它们必须与国民党中央当局同处一地，才便于工作。为此，早在2月间，长江局已派周怡率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到重庆，成立了八路军驻重庆联络通讯处，为武汉以长江局为代表的中共机构在必要时迁渝作准备。 重庆以及四川，是控制西南的要地。1935年，蒋介石借围追堵截红军之机，进驻重庆，于10月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但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以刘湘、刘文辉为代表的力图割据自重的四川地方实力派矛盾重重，国民党政府迁渝则必使矛盾尖锐。尤其是汪精卫于1938年8月5日到重庆后，川中不利于蒋介石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蒋不得不防。正是很大程度上鉴于这个原因，在国民党中央机关第二轮迁渝时，其军委会却移驻到湖南。这种复杂局势也影响到中共中央，使其对南方局的成立问题难于马上作出最终决策。 为了应对复杂局面，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中共召开了九月政治局会议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为六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将论述的主题放在了抗战和统战及中共与其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以武汉失守为标志，抗战将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鉴于敌强我弱的基本战略态势，中国在新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增加新的力量，渡过战争难关，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明确了当前形势和增加新力量的全民族抗战的根本战略任务，当然也就明确了中共在新阶段以增加新力量为根本战略任务。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认为“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因此“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但毛泽东的认识并不到此为止，他同时就中共与统一战线的关系问题，着重强调抗战15个月来的经验“证明了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之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藉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不是其他”，指出“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拿两个以上的阶级与党派之存在作前提的”。表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概念，是包括上层统战在内、但以团结全体人民的下层统战为主体内容的统一战线，即一种“大”统战概念，而非这之后愈益强调并逐步定型的专对上层阶级及人士展开的“小”统战。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共根本地是要在战略相持阶段发展和依靠人民的“大”统战力量，以此推动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小”统战对象的“进步”，使其有利于“大”统战力量的发展，实现最后胜利。⑤面对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关于中共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一仍其旧，围绕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点来展开，要求既通过统一战线努力发展党影响的群众力量和维护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又通过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进一步积极发展中共的力量，以达到既驱逐日寇，又极大提升中共实力、地位的战略目的。在这一基本战略思想指导下，根据相持阶段的不同形势，还需要对国共两党军队各自的战略任务作出调整。对此，毛泽东提出国共应分别“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停止敌之进攻”和“广大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配合主力军作战”。⑥这即是说，《论新阶段》坚持毛泽东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以“大”统战为旗帜和方向，以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去发展中共力量为核心，以国共关系为主的“小”统战去配合“大”统战，构成了中共在新阶段的战略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