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之初，大多数积极参与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相当有限，他们往往并非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认识，而恰恰是从某个或某几个重要思想观念的感知角度，来确立其政治态度和文化选择的。 参与筹建共产党的思想先驱们在他们所理解的民主之“自由”与“平等”两方面的内容中，逐渐显现出一种更看重“平等”的思想倾向。他们尤其重视经济的平等，主要是分配的平等，政治上的普遍选举，以及社会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反对特权以及机会均等。 在中共建党前后，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是李大钊和恽代英等人的民主观，而是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倾向。当时，陈独秀虽未必坚信列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治形式即是“最完全的民主”的理论，但他的确对于这种专政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导致对真正民主的危害一点，缺乏起码的认知和警觉。 人们更应记住的是，那些创建中共的人们当时那种追求真正“民主”理想的时代精神。尽管他们的民主认知还有不少疑惑和盲点，但他们却无疑都以追寻“真正民主”的目标为己任。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就指出，中共的任务乃是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可以说，对于“真正民主”的追寻，无疑是当时中共得以建立的思想根本，当然也应当成为其力量永续的精神源泉。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迄今已经90周年。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这一事件的研究，虽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辨析。比如，以往人们在谈及这一历史事件时，往往喜欢笼统强调五四运动为中共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更有人明确地认定，中共得以创建的思想基础，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宣传、特别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还有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弊端的角度，来补充认证这一点。应该说，这些观点和看法都大体不错，它们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真实。不过仅仅停留在这一粗线条的宏观勾勒层面，对中共建党“思想基础”问题的认识仍不充分。人们在通观全局的同时，其实还应该从更为具体的视角，来进一步理清那些影响或推动当时先进知识分子进行建党活动的带机枢性的思想观念以及那些直接构成先进分子倾向苏俄的政治选择的基础性理念和文化认知。 因为很显然，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之初，大多数积极参与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相当有限，他们往往并非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认识，而恰恰是从某个或某几个重要思想观念的感知角度，来确立其政治态度和文化选择的。换言之，他们实现从过去所谓“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一定存在着某些既具有前后相续、又蕴含深刻转折的关键性思想环节。笔者以为，在这当中，有关民主的追求、认知及其变化，无疑具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五四时期那些最喜欢谈论民主，最热心倡导和追求民主，对民主的现实明显不满，对民主的前途最为关切，认知民主较为深入且影响最大的一批中国人，大都参与了对中共的创建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明确指出和正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许多早期共产党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不仅都曾经历过一个提倡和信奉被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阶段，而且在五四时期，思想界最热衷于谈论民主，热烈鼓吹和倡导民主，盼望现有民主的改进，发表的有关民主的专论较为深入且最有影响的一批人，恰恰大多都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甚至是中共最为重要的创建者，这绝非偶然。 比如陈独秀，他在1919年年初和年底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和《实行民治的基础》两文，便是当时涉及民主问题最具影响力的专论。前文首次将民主形象地、意味深长地称作“德先生”，认定它是现代文明的灵魂之一，公开宣称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对民主观念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文则是初步接受唯物史观后的陈独秀对民主认知发生转变的代表作，它不仅强调“经济平等”在民主中的意义，由此产生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不满，更表现出了由广大民众直接参与管理的“直接民权”和“大众民主”倾向，这成为他一度否弃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走向建党之路的思想催化剂。 再如李大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中共建党前夕，他就一直在不停地呼唤民主或民治。在他看来，“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代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战后世界新起的劳工问题，也是Democracy的表现，因为Democracy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他由这种“平等”的民主观视角出发，鼓吹政治上的“普选”，经济上的“分配平均”，“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他对妇女运动、劳工运动的声援，甚至呼吁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农村，也都是基于对此种民主精神的理解。他认为，“苟想把民主主义做到比以前更加充实的地步，至少也要施行普通选举”，而“那选民的生活本据，大多数都在农村。若想扩清选举，使这种新制度不作高等流氓们藏污纳垢的巢穴，发财做官的捷径，非开发农村不可，非使一般农民有自由判别的知能不可”。只有在农村实行了真正的选举，使中国有了“立宪的民间”，“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见其1919年2月发表的《劳动教育问题》、《战后之妇人问题》、《青年与农村》等文)。此种思想在当时的新知识界，具有相当的前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