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1)05-0093-08 中共“一大”因在秘密状态下召开，除后来发表的回忆录外，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极少。故此，要弄清“一大”的历史事实，必须对这些历史资料作严谨的分析。众所周知，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关“一大”的考证研究，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笔者曾就此评论说，“如果以研究工作的劳动效率观之，对中共成立史这一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幕所投入的研究量之大，是不同寻常的”。[1](P4-5)笔者也曾对各种回忆录的真实性作过谨慎分析，并依据原始资料对其作了比对、订补；这项工作反映在拙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 还在撰述《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时，笔者即已感到，更需要作谨慎分析的是通行见解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些见解引以为据的史料的形成过程，而不仅是回忆录。关于“一大”通行见解的形成过程，拙著也曾对董必武回忆录的前后变化作过探讨，并提请注意共和国时期意识形态对回忆录的限制。[1](P255-264)但是，实际上，此类意识形态限制不仅影响有关个人回忆历史，还影响了早期党史重要史料的翻译和编纂。本文将对中共“一大”研究中现今仍被视作重要史料的几份资料进行探讨，并试图表明这样一种看法，即今后中共“一大”研究所需要的，不是对现有各种资料进行比对的“考证学”，而是充分斟酌、分析资料内容的“史料学”。数十年的成果和积累，要求中共“一大”研究必须从“考证学”进一步走向“史料学”。 本文将要展开论述的是研究“一大”的学者都非常熟悉的几份资料，即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1929年12月31日)》。通过探讨，我们将看到，在共和国时期党史研究中，史料的翻译、整理、编纂等无一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笔者坚信，通过了解这一事实，以资料为前提的“一大”研究将进一步深化。 一、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的几个版本 陈潭秋发表于1936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为“一大”代表本人执笔的早期回忆录，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该回忆录由于谈到了“一大”的召开时间(1921年7月底)、代表人数(13人)和大会讨论情形，学者将其作为一级资料而经常引用。但奇怪的是，这部回忆录的原文到底如何，中国国内却从未发表。也就是说，大多研究“一大”的学者对此背景毫不知情，因而对该资料的利用只能是不完整的。 陈潭秋的回忆录，是为纪念中共建党15周年而撰写，最初发表在莫斯科发行的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4/5期合刊上。《共产国际》除中文版外，还有俄文版、德文版、英文版等，也都刊载了陈潭秋此文①。不过，考虑到陈潭秋的外语能力，他不可能直接用外语撰写回忆录；就常识而言，中文版所载回忆录应是原文，而其他语种版本应是由中文翻译的。 《共产国际》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性机关杂志，但该杂志刊载的陈潭秋回忆录，在其后相当长时期内未得重印，也没有人标明出处加以引用②。中国国内重新发表该回忆录，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初。刊载该文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依据《中央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通知(1951年7月)》，为收集和研究中共党史资料而刊行的内部刊物《党史资料》第1辑③。《党史资料》在刊登该文时加了如下《编后记》： 陈潭秋同志的《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于1936年，曾在1936年7月出版的《共产国际》上发表，这次在本刊刊载时略去了末尾论述当时政治形势的一段。 从《编后记》看，《党史资料》在转载《共产国际》版回忆录时，仅省略了部分原文。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比对可知，两个版本不仅文体迥异，大会会期、代表人数等部分内容也有经过改动的痕迹。具体而言，在《共产国际》中文版中，“一大”代表从各地来到上海的时间作“7月下半月”，大会于“7月底”召开；但在《党史资料》版中，“7月下半月”被改为“6月的下半月”，大会召开日期则被改作“7月初”。由于被改动的是两处而非一处，且其内容互为关联，故决非排版失误等非主观原因所造成，而是为了把原本明确为“7月底”召开会议的资料，用于证明会议于“7月初”——即当时的通行见解——召开而做的改变。而且，关于“一大”代表的人数，《共产国际》中文版称“这次到会的一共有十三个人”，而《党史资料》版竟将此句删除。 此外，明显不同的文体则表明，《党史资料》版不是从《共产国际》中文版转载而来，可能是利用其他语言版本重译的。何以如此？去年，中国青年作家丁晓平发表《陈潭秋与其珍贵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以下简称“丁文”)，[2]其中照录了该回忆录的翻译手稿(原始文本及编辑删节文本)，为我们破解谜底提供了重要线索。 值得关注的是，丁文照录之翻译手稿(16开，共计7页，钢笔手写，译者和编辑修改者不详，时间亦未注明)④，尤其是编辑删节文本与《党史资料》版完全一致，据此可以断定，上述有关“一大”会期及代表人数的改动、删除发生在编辑阶段。丁氏推测，该翻译手稿成于1970年代后半期，曾刊于《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3]这是因为丁氏不知道曾有过《党史资料》版。笔者认为，该手稿无疑是1950年代初为《党史资料》翻译的。不过，丁氏的重要贡献在于，除翻译手稿外，他还为我们介绍了编辑删节文本，如下事实也才浮出了水面，即《党史资料》版并非录自《共产国际》中文版的汉语原文，而是将译成外语、刊载于其他外语版《共产国际》的回忆录重新译回汉语而成。1950年代初，《党史资料》编辑部很可能未能找到中文版《共产国际》，因而不得不利用俄文版或英文版译回汉语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