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以下简称“新运”)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次重要的、由政府主导的道德和日常生活改良运动。早期国内研究一般将其看作围剿共产党军事行动的政治辅助。①海外史学界对新运的评价起初也比较负面。易劳逸(Lloyd Eastman)认为新运的主要推动者是奉蒋介石为独裁领袖的“蓝衣社”(即力行社)，他们为了增加蒋介石个人权力而模仿德、意发起法西斯运动，新运是其中的一部分。②德里克(Arif Dirlik)对新运意识形态的研究则指出新运是蒋介石以“保守的反革命方式”去解决现代挑战，杂糅了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和培养合格国民的现代思想。③柯伟林(William Kirby)的研究则结合以上两种观点，一方面强调德国法西斯主义对新运军事化倾向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蒋的根本目的还是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内核。④近年来，随着革命叙事的逐渐式微，海内外对新运的评价都有所调整，更多着眼于其在国家建设中的正面作用。温波的《重建合法性》虽然只研究南昌一隅的新运，但从整体上提出蒋介石试图以新运实现“民族复兴”，从而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看法。⑤段瑞聪的《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也认为新运不仅是为了巩固蒋介石个人权力，新运提出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口号也体现了其以教育、经济、军事为支柱建设现代国家的理念，是晚清以来中国构建近代国家持续努力的重要一环。⑥詹妮弗·欧德斯通—莫尔(Jennifer Oldstone-Moore)的研究更是从宋明理学的角度去理解新运，认为这是深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影响的蒋介石发起的一次具有宗教色彩的儒教国家“教化”运动。⑦ 以上研究虽然对新运本身的评价和定位各不相同，但是其共同特征在于强调蒋介石在新运中的核心地位。即使学术界已经对新运驳杂的思想资源有相当全面的梳理⑧，蒋介石在新运中的中心位置也鲜少受到挑战。然而，近年开放的蒋介石档案史料显示，新运在1934年2月初由蒋介石在南昌发起后，并非一帆风顺地推行于全国，尤其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虽然表面上支持新运，但在公私各种场合都表示出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以名义上的行政首脑身份质疑蒋介石在新运最初设计中的军事化和保守主义倾向，尤其反对以国家权力强制推行新运。5月15日，正式的新运纲领文件以蒋介石名义向全国公开发表，7月初蒋下令全国新运促进会重组，此后蒋基本上垄断了新运的设计和推行，标志着新运发轫期的结束。而统一后的新运其实采纳了汪精卫的不少意见。以往研究多以蒋统一新运以后的纲领和推行为对象研究新运，段瑞聪虽敏锐指出汪、蒋对新运看法不一，但也并未对二者分歧作更深的追究。⑨因此，新运初期的汪、蒋分歧未受到足够注意，新运在当时汪、蒋政治角力中扮演的角色也隐而不彰。本文以档案史料和报纸为基本史料，结合已经出版的文献，重构1934年2月初到7月初这段新运发轫期间，蒋介石和汪精卫有关新运的纲领目标、推行方式、组织模式的种种争议，庶几可对早期新运以及1930年代中期的政治格局有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一、蒋介石对新生活运动的最初设计 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改进民众日常生活习惯来恢复传统道德“礼义廉耻”，以此作为民族复兴、国家建设的最初步骤。根据现在可见的档案材料，蒋介石早在1932年10月31日长沙的党政军学扩大纪念周上就提出了这一思路，但当时仅仅把改进生活习惯作为“教育救国”的补充。⑩事隔一年多，蒋在1934年2月初视察杭州期间，老调重提，才专门强调生活修养的重要性。当时，蒋刚平定了蔡廷锴在福建的叛乱，并于1934年1月底去南京参加了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全体宣言，以“统一”与“建设”为国家政治之原则。(11)强调“统一”显然是针对闽变，强调“建设”，尤其是生产建设，则是指明了未来国家政策的重心。当时主持生产建设的是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实业部长陈公博等人，换言之，四中全会的决议，并不利于蒋介石追求国家唯一领袖的地位。 会议刚结束，蒋就来到了杭州视察。2月2日他先在杭州航空学校对毕业生讲话，题为《基本生活修养之重要》。在这次讲话中，他首次提出国民性和民族精神与一般民众的基本生活密不可分，中国一般人生活的“野蛮”，如随地吐痰、衣冠不整、居室肮脏凌乱等，正是国家民族无法振兴的根本原因，因此转变也要由改变基本生活——即食衣住行开始。他强调，食衣住要力求整洁简朴，行动要确实、快当，这是使基本生活合乎礼义廉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12)2月5日，蒋出席浙江省政府扩大纪念周，在对浙江省政府人员的讲话中，蒋介石更为系统地诠释了如何以改造生活来复兴民族。他认为，根本要务就是“教”、“养”、“卫”三件事。教，即教民众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道德修养；养，则是培养民众基本生活的整洁端正；卫，意指使民众守纪律，团结一致，进行地方保卫。(13)这一讲演以传统道德为价值核心，以规范整洁的日常生活为外部表现，最后以实现民众军事化、提高全民战斗力为目标。虽然还未以“新生活”命名，但已经大致勾勒了后来新生活运动中蒋的基本逻辑，并强调了精神建设有不亚于物质建设的重要性。事后，蒋也自以为“此两次训话颇重要而有影响也”。(14) 2月9日蒋由杭州返回南昌行营，继续主持“围剿”苏区的军事行动。三天后，他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讲演《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基本重复了一周前在杭州关于“教养卫”的讲话。2月17日，蒋介石到南昌行营党政军调查设计会演讲《新生活运动发凡》，这是他首次以“新生活”的名义概括其由改良生活习惯入手进行精神建设的主张。(15)在此次内部讲演中，蒋将“革命”解释为生活形态的改变，因此新生活运动便成为“今日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他认为“新生活运动之真义，即在使全国国民之食衣住行合乎礼义廉耻，而整、洁、简、朴、迅、确六者则新生活之门径与新生活之纲领也”。接着，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新生活运动最后之目的，在求全国国民之彻底军事化”。最后，他还确定了新运推行的策略，先从清洁、规矩开始，先在南昌施行，等有成效了再推广全国。(16)这次讲话为日后新运的展开提供了纲领。蒋对“革命”和“礼义廉耻”进行重新解释，以军事化的日常生活为枢纽，将代表进步的“革命”和传统道德规范“礼义廉耻”联系起来，从而构建新运的正当性和重要性。蒋介石首重“清洁”“规矩”，某种程度上也因为他对日常生活准则的理解受其训练军队整理内务的军事化标准影响甚大。(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