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1)04-0008-13 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使香港岛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上海辟为通商口岸，这一转折使得两个城市的近代历史具有更多的共性和关联。由于上海租界享有治外法权，所以租界内的政治制度与香港差别不大，英美等国的洋行多将总行设在香港，在上海设分支机构，但随着上海通讯设施的完善及广阔的腹地和在埠际贸易中的中心地位，设在上海的外商企业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香港。源于贸易和企业往来所引发的资金流动对沪港两地的冲击不大，人员流动更不显著，到抗日战争爆发前，香港还没有正式的上海人团体。正如金斯伯格(Anna Ginsbourg)所言，对香港历史发展有突出影响的因素是中国的政治事件，如义和团运动、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都使得内地的人口和资金逃避到香港，从而促进了它的成长。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香港百年历史中出现了第一次繁荣。①而抗战胜利后的沪港资金流动与以往的资金流动相比，规模和频率都远胜于前，对沪港两地的影响更巨大而深远，甚至可以说这次资金转移使上海与香港的经济局面出现逆转，上海没有恢复战前的繁荣局面，而香港却比战前更加繁荣。香港在60年代以后迅速完成工业化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资金和人力的挹注功不可没。有人强调“来自上海的资本、实践经验和事业心是香港初始发展的强心剂”。香港当局承认香港有幸得到“来自上海的实践经验和资本的注入”，使它比许多其他亚洲国家提前10-15年开始工业化进程。② 目前所见研究沪港经济关系最具影响力的成果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黄绍伦教授的《移民企业家：香港的上海工业家》一书，对上海棉纺织工业家移民香港的原因及其在香港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和作用有所研究，重点通过访问资料探讨上海企业家在棉纺织工业领域集中和繁荣的原因及工业企业家精神。此外，张晓辉教授的《抗战初期迁港的上海工商企业》(《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4期)对抗战初期的沪港经济关系有专门研究，他在《从香港华商的兴起看海内外华人经济的交融(1840-1949)》(《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中对上海资金移港有所涉及，但所占篇幅很小。 本文在对1940年代后期沪港间资金流动的资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初步探讨其原因、方式、途径、出路及对两地发展的影响。 一 资金流动的条件和原因 近代以来，上海与香港的经济地位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即都是贸易、汇兑和航运的中心。上海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在近代以前航运和贸易已相当发达，1843年开埠以后贸易更得以迅速发展，1850年对外贸易的比重已超过曾居于独占地位的广州，1861年外贸占全国比重已超过50%。1931年，上海进出口总值达13.79亿海关两，占全国的58%以上，1946年进口占全国的85%，出口占全国的62%，1947年进口占75%，出口占60%，1948年进口占79%，出口占71%。与之相应，上海亦是国内埠际贸易的中心，1936年时埠际贸易值占全国的75%，1940年上升到88%。③贸易的发展必然引起大量而频繁的金融周转业务，带动金融市场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已成为完全的金融中心，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和社会货币资本的集中，金银外汇的储备也占绝大比重，随着大型银行在全国金融网络敷设的完成，全国的利率和多种金融资产行市也以上海为转移，各类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使得上海成为资金集散的中心。据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估计，“全国银货之可称资金者，不过6亿元左右，而上海一埠即占全国资金总量的76%”。④而香港作为远东贸易的重心，承担着远东贸易“转运站”的职能。与之相应的是以其中心形成广阔的汇兑网络，成为我国侨汇的集散地，在我国新式银行未发达前，侨汇几乎全部经香港汇回国内，这也是香港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航运方面，1928年上海港的吞吐量为世界第14位，香港为第12位；1931年上海升至第7位，香港升为第8位，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⑤上述因素都为沪港间频繁的资金流动提供了可能和便利条件。 除上述相似性外，上海与香港相比，经济功能更加完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不仅作为全国贸易、金融、交通运输、通讯的中心，而且是全国的工业中心。而工业的发展是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重要体现。据统计在1933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已达11亿元以上，超过了当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⑥1947年有工厂7 738家，占全国十二大城市总数的60%。⑦工业发展需要吸纳大量的资金，对于减少游资，稳定金融市场，有利于使上海的经济优势持久保持下去。这方面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兹不赘述。 但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上海经济发展的进程，导致了沪港资金流动的第一个高潮，一批富商携带资金逃往香港避难，部分工厂也开始在香港开办起来。张晓辉教授在《抗战初期迁港的上海工商企业》对此已有研究。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工厂纷纷回沪，准备在和平环境下重整旗鼓。但是国民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国共内战的日趋激烈，使他们复业和发展的理想破灭，积聚在上海的资金再一次选择了逃亡，沪港间资金流动的规模和频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主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