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与昌都战役问题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宋月红(1965- ),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北京 100009)。

原文出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内容提要:

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筹划实施昌都战役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中央人民政府遏止了西藏“亲善使团”,并将“西藏代表团”定位为西藏“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而争取其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历史没有给予避免昌都战役而实现昌都和平解放,进而推进西藏和平解放的客观条件。昌都战役“以打促和”,成为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个必经阶段。昌都战役从1950年10月6日开始,实际结束于10月21日。昌都战役后,达赖在和谈问题上有一个渐进而非急进的演变过程。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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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解放西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西藏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通过民主协商谈判,正式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最终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而在此之前,中央人民政府为和平解放西藏,军事与政治并用,以政治为优先,在进军西藏中形成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筹划实施昌都战役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相辅相成,并在“西藏代表团”故意拖延到北京和谈的情况下,交会于“以打促和”,进而推动了西藏和平解放事业的发展。然而学术界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史的研究,较多集中于进军西藏和“十七条协议”的谈判与签订,对于相对复杂的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则重视不够,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厘清和辨正之处。本文以当年西藏地方政府先后派出的西藏代表团和中央人民政府筹划实施昌都战役为研究对象,试图深化对西藏和平解放史的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亲善使团”和“西藏代表团”问题的处理

      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这一历史阶段,西藏地方政府在亲帝国主义分裂势力的把持下,曾派出向美、英、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寻求支持“西藏独立”的“亲善使团”和向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表明“西藏独立”的“西藏代表团”。中央人民政府遏止了“亲善使团”,并将“西藏代表团”定位为西藏“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进而争取其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

      (一)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亲善代表团”的遏止与争取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确立

      1949年底、1950年初,西藏地方政府将要向美、英、印度和尼泊尔等国派出寻求支持“西藏独立”支持的“亲善使团”的消息,是美国合众社1950年1月14日从伦敦发出的,原文译为:“西藏摄政呼图克图致合众社电:我们的国民会议已经全体通过,同意分别派遣亲善使团至下列各国,并另派一使团到中国,以便向中共当局解释并表明独立。”①西藏的“独立”要向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的政府去宣传,并由美国的合众社加以宣布,明显表现出其背后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操纵。据曾任西藏地方政府仲译(秘书长)的土丹旦达著文回忆,在“亲善使团”中,“堪穷土登桑杰、四品官丁甲·多吉坚赞为赴美、印代表,札萨宇妥·札西顿珠、堪布土登钦绕为赴英代表,台吉次松平康、堪穷罗桑旺杰为赴尼代表。各代表均携带有达赖喇嘛和摄政大札印鉴的书信”。②此种书信的内容大体相同,其中西藏地方政府在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近来中国共产党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占领了新疆、西宁以及西康等地。在此万分危急的时刻,我们派出堪穷土登桑杰、定甲·多吉坚赞前往贵国,请求得到贵国政府的援助。”③“亲善使团”向国外寻求支持“西藏独立”的政治企图显而易见。

      针对西藏地方政府的这一举动,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该谈话根据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事实,指出西藏地方政府“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该谈话阐明了这种“使团”的两个基本政治属性,即“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和“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其本质在于“分裂和背叛祖国”。对此,中央人民政府是“不能容忍”的,并认为“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同时,该发言人指出了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合法代表团的法理基础,这就是:“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如此,西藏地方政府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④以此谈话为标志,中央人民政府对外正式宣布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达赖与班禅并称为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由于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发生不和,导致九世班禅从1923年起避居内地,后返藏受阻而于1937年圆寂于青海玉树。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命令,免予掣签,特准官保慈丹继任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8月10日,十世班禅在国民政府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的主持下,在青海塔尔寺坐床。十世班禅拥护新中国成立,成为西藏地方爱国进步力量的主要代表。针对西藏地方政府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十世班禅于1950年1月31日特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愿率全藏爱国人民,支援解放军解放西藏。他在电报中说:“西藏系中国领土,为全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⑤十世班禅反对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亲善使团”,反映了西藏地方爱国进步力量在西藏问题上的根本要求,也扩大了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的社会政治基础。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在做出上述谈话时,“亲善使团”的先遣人员已到达西藏江孜。正是这一谈话所阐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严正立场,使得“美、英等国致电噶厦政府,要求撤回代表,噶厦不得已才将代表团召回拉萨”。⑥“亲善使团”以流产而告终,只有派向印度的代表秘密到了新德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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