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3815(2011)-09-0058-08 经费为政党血脉，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费来源包括党外协助、党内派捐(党内义务捐)、党费三类。鉴于党外协助是来自共产国际、党外人士或团体的资助，党内派捐是向有经济实力的党员派捐，因此，与每个党员休戚相关的就是缴纳党费。为什么要缴纳党费？党的早期文献指出，每个党员都担负有养活党的责任，按月缴纳党费，既是帮助党的经济，也是“表示每个党员的责任心”，假使一个党员每月很少的党费都不肯缴纳，其对党的信仰也就可想而知了①。透过中共各时期党费收缴规定的变化，可以揭示政党成长的内在肌理。 一、建党初期党费收缴情况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制定了向党员征收党费的细则。1922年通过的组织章程规定，党员按月缴纳党费，月薪在50元以内者，缴1元；在50元以上者，按月薪的1/10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20元的工人，缴0.2元；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②。1923年，中央政治局在修正章程时，对缴纳党费做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党员月薪在30元以内者，缴0.2元；在30元以上至60元者，缴1元；60元以上至100元者，缴月薪的1/20；在100元以上者，缴月薪的1/10；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③。 考察党员缴纳党费情况，据1924年上海地方委员会工作报告，在47名党员中，学生13人，工人8人，商人3人，教员、编辑或其他职业的有23人，合计每月可收党费130元，但“实际上不能按月收清，上月收到的仅30元”④。另据山东地方委员会工作报告，济南有党员8人，青岛3人，淄川炭矿2人，张店1人，济宁1人，离济者1人，除1人按月缴纳特别费3元外，余均4个月未缴党费⑤。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在党的初创阶段，党员多不能按时缴纳党费。在1923年6月马林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到，中共有党员420名(其中工人160名)，“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⑥。 党员不能按时缴纳党费致使党原本紧缺的活动经费，更加匮乏。1924年9月，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陈述经济困境，由于经费不足，党的“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⑦。解决经费问题，中共在期望共产国际经济援助的同时，更加重视党费收缴工作。具体而言，一方面对无收入及月薪不满20元者，由地方支部斟酌情形，核减党费。另一方面对月薪200元以上者，征收特别捐⑧。及至1927年，中共第三次修正章程，对月薪80元以上者，即征收特别捐⑨。同时，强化缴费纪律，强调全体党员应严格执行缴纳党费的义务，各级党部要按月计算党员的实数，做到“依照党费核算党员的数目”⑩。 遗憾的是，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各地党组织遭到破坏，以致各区委、县委、省委无党员名册；不开会，不缴党费，成为组织生活的常态(11)。以广东各级党组织为例，大多数党员没有缴纳党费，党费的征收也很不普遍，有些地方党部“竟是分文无收进”(12)。及至1931年，也只有琼崖特委、惠阳县委“曾经进行了征收党费的工作，同时做的还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其他各地党部，则完全忽视了这一工作(13)。 探究这一时期党费收缴困难的原因，必须立足革命政党的生存空间。暴力革命的性质，决定了组织生活必然面临诸多突发事变的干扰。以山东地方委员会为例，1924年1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吴容沧在济南向银行筹款时被捕。在反动军警的到处搜捕下，济南的多数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致使党在济南的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四个月未曾正式开会”(14)。在此环境下，让党员按月缴纳党费显然不太现实。与此同时，党内同志多是职业革命家，靠领取津贴为生，没有津贴就无力缴纳党费。仍以山东各级党组织为例，因中央没有经费下拨，导致地方党的活动经费困难。1931年底，省委负责人为筹经费，“将被褥都当出去，过着游击宿眠的生活”。博山特支负责同志更是饿得跑到青岛，在途中又因无钱买票，在火车上被殴打。(15)在此情形下，党员不能按月缴纳党费原本无可非议。当然，党费不能按时缴纳的原因还有很多，但险恶的斗争环境决定了党对党费收缴中存在的问题，还来不及详查细究。 二、抗战时期党费收缴遇到的难题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立，使得党检讨党费收缴问题有了稳定的内部环境。在陕甘宁边区，边区党委与西北局就此问题展开全面调查。结果显示，随着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党员不缴党费几成普遍现象。究其原因，多数农村党员还不懂得缴纳党费的意义，有的认为，“党应帮助党员，怎么党员还帮助党”？有的认为，党费就是当地负责人对党员的剥削；也有的认为，党费是印文件的纸钱，不发文件，就不应缴党费；甚至有的教员党员也与农民党员一样，“一定要每月只出五分洋的党费，而不愿缴纳所得税”(16)。 面对党费收缴中存在的问题，中共多次强调，基层支部在按期征收党费的同时，要经常向党员讲解党费的意义。对真正贫苦的党员可以减少缴费比例，或免征党费；对经常无故不缴党费的党员，应给予应有的处分。为提高党员思想觉悟，抗日根据地的各级党委成立了教育训练班以及支书、干事的专门训练班。同时，对于一般党员，各地还举办流动训练班，使每个党员受到基本的教育。(17)为纯洁党的队伍，各抗日根据地又开展了对干部队伍的整理与审查工作。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据边区党委组织部统计，自1937年到1939年的两年里，边区党委先后进行了“五、六次的审查”，在整理与审查的过程中，共洗刷了3180个落后分子(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