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1)-10-0015-12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独特而极为重要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多年的艰苦斗争和浴血奋战，在陕西中部、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地区创建了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后来在南方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这块红色区域得到完整的保存并不断发展壮大，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长征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就说：“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①。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又指出：“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②。在1944年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还指出：“中共中央有边区这个稳固的落脚点，对抗战对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③对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地位，习仲勋也有过明确的论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在全国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④。 长期以来，由于多种条件制约，学术界对于陕甘边根据地“硕果仅存”历史必然性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从理论的高度系统分析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更为鲜见。本文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消除“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建立并形成了根据地坚强的领导集体 坚持和改善党对根据地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是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会“硕果仅存”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始终坚持革命信念不动摇，坚决服从党的统一领导，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被错误“肃反”、身险囹圄，他们都能以革命大局为重，始终保持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保存了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 1929年至1931年期间，在南梁一带开展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刘志丹等逐渐认识到这里地处陕甘交界，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有利于创建根据地。党在南梁地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创建了南梁游击队，后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揭开了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但是，在“左”倾错误指导下的陕西省委一再否定刘志丹的正确意见，认为“这些区域完全是荒山，几年来为土匪的骚扰，人口密度稀到极点，给养人[及]大革命的影响丝毫没有，行动上完全没有办法”⑤，主张“应以关中道的三水、淳化、三原、富平、长武等为主要方向”⑥，建立根据地。为了维护大局，谢子长、刘志丹等遵照陕西省委的指示，1932年2月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之后即挥师南下，进军关中，执行在平原创建根据地的任务，但遭受到强敌的围攻，无法立足，被迫回师陇东。 1932年3月，陕甘边区正宁一带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谢子长和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及时改变出击关中的计划，创建了以寺村塬为中心的第一块陕甘边根据地。4月，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来到游击队驻地，指责谢子长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其总指挥职务，解散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陕甘游击队分为三、五两个支队，命令部队分别南下三原和西府地区创建根据地。在南下再次受挫后，陕甘游击队退回陕甘边境。5月，为粉碎敌人的重兵“围剿”，陕西省委命令重建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在刘志丹的率领下，红军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经九次苦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陕甘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6月，陕西省委又命令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创建根据地，结果遭到惨重失败，又被迫转移到陇东宁县、正宁一带的根据地休整。党和红军领导层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出现分歧。陕西省委派来的政治委员李杰夫提出：愿南下者跟我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刘志丹等坚决反对“分家”，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统一了部队的思想，最终决定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从而避免了分裂，维护了团结。 12月20日，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召集党员会议，宣布省委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的决定，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区创建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并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强令远到上海“受训”。24日，部队举行改编授旗仪式，杜衡宣布自任军政委和团政委，红军班长王世泰任团长。刘志丹、谢子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坚决服从省委的决定。在王世泰坚持不当团长的情况下，刘志丹从部队建设的大局出发，鼓励王世泰说：“边干边学嘛！你打了几年仗，总算是个老兵吧，我要不离开，会帮你的”⑦。他积极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尽一切可能维护部队的团结。刘志丹的行为得到了部队指战员的一致称赞，虽然他没有正式职务，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⑧。 1933年，在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的不懈努力下，创建了照金苏区，革命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但是，杜衡继续坚持“左”倾错误方针，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结果使党在陕甘边区创建起来的第一支红军主力几近全军覆没，给陕甘边区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杜衡等人被捕叛变后，陕西省委和陕甘各地的党组织都遭到敌人的破坏，大批共产党员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在这紧要关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人习仲勋等于8月14日主持召开陈家坡会议，纠正了党和红军部分干部中出现的右倾悲观错误倾向，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确定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术，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斗争，保证了党对陕甘边区革命事业的统一领导，使陕甘边区的革命事业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11月初，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主持召开包家寨会议，作出了恢复红26军、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决策，从而消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保证了陕甘边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