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1)05-0109-12 国外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200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加上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的表现，使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研究热再次升温，国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如井喷之势涌现。在这种形势下，国外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很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综合性著作①，但更多的是对当代社会史的各领域的专题研究。现择其要者，按专题内容综述如下。 一、当代中国的社会构成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中，当代中国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构成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政策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当代社会阶级与阶层构成等方面。 (一)关于当代中国人口 2008年以来国外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首先是关于当代中国的人口管理政策。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教授苏珊·格林哈尔希，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的人口政策研究，曾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2010年她的新著《培养全球公民：中国崛起中的人口》[1]，从大国崛起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在人口管理政策方面的努力。该书回顾了毛后时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发展，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随着人口的增加，国家管理人口的作用不断扩大。人口政治已经成为中国全球化日程的核心，通过将农村群众转变为工人、公民，通过努力加强中共政权的技术科学化、合法化，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提高了综合国力，人口管理对全球化的中国来说越来越重要。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即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国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苏珊·格林哈尔希对计划生育政策就有深入的研究。她2008年出版的著作《只生一个：邓小平时代的科学与政治》[2]，是西方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该书将目光聚焦于改革开放起步的1978-1980年，描绘了当时人口政策非同寻常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决策过程，是迄今为止国外对计划生育政策缘起的最为翔实、中肯的论述，有助于国外全面地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订。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计划生育一味地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人口严重老龄化等社会问题。目前国外也有学者开始较深入地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2009年，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学者尼古拉斯·埃伯斯特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出了问题》[3]一文，重点研究了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劳动力增长停滞、人口急剧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导致出现无法结婚的男性等。作者认为这些问题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给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带来严峻的压力，实际上也许会撼动中国文化最深处的根基。 中国人口结构不平衡也引起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从人口年龄结构来说，国外普遍认为自2000年中国就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或者说老龄化进程急剧加速。至于其中的原因，国外学者多将之归于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低生育率[4]，还有学者兼论了1949年后死亡率的下降[5]。国外学者还从家庭、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如亚洲发展银行的约兰达·费尔南德斯·罗门从劳动力不足、影响居民储蓄结构、对社会保障提出更高要求等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6] 在当代中国人口构成中，国外对妇女的研究较多②。近几年来，国外学者普遍比较重视当代妇女的政治参与，通过研究，均得出了中国妇女政治参与不足的结论。如200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高级研究员赵力涛等的《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7]一文，集中论述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党和政府在实践中扩大妇女政治参与的措施和做法。作者指出：到2008年，尽管在全国人大中女代表的比例已从2003年的20.2%上升到21.3%，但是与国外相比，中国仍远远落后于许多国家，2005年全国人大中女代表的国际排名已从1994年的第12位下降到第42位；与过去相比，2002年中共中央的女性比例为7.6%，与70年代的13%相比也大为下降。所以作者得出结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男女平等方面的进展很难，妇女的政治参与将面临很大挑战。2010年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正绪等的文章《妇女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参与：体制、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8]，则以江苏省一个县为个案，研究了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参与和作用。文章指出，80年代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妇女在村民自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一直进展缓慢，社会经济、文化和体制因素阻止了妇女在当地的政治参与。 (二)关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其特点是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城市居民与农村人口的人为隔离；维护机制包括户籍制度、就业政策、城镇粮食供应制度以及单位制、收容制等等。中国的这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吸引了很多国外学者。2010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哈佛当代中国系列”丛书出版了由哈佛大学社会系教授怀默霆(马丁·K·怀特)主编的《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9]一书，收入了15位相关专家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城乡获取社会资源的差距、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和城乡差距的政策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该书认为，尽管1978年的改革改变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改变了城乡关系的性质，但是中国仍然是城乡分明，农村和城市在生活中有着不同的权利和机会，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但是对那种认为“民众对社会不公平的不满不断积聚，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看法，怀默霆也不予认可。他在另一部著作《社会火山的迷思：当代中国的不平等感与分配不公》[10]中，对1978年以来形成的社会不平等的后果进行评价。他在书中指出：对于个人财富的积累，中国人抱有一种近乎于美国式的宽容，他们认为这主要归功于个人努力和所接受的教育；这与东欧经济体在剧变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那里的人们对待新富阶层兴起的态度更为负面。他还认为中国确实存在对城乡分化的愤怒和下岗的不满，但是在现实中弱势群体可能对社会不平等更加接受，而优势群体则更容易对之产生不满；农村居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未必会因心怀不满而成为“社会火山”的引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