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3-0092-05 宋美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可迄今为止，国内全面、系统论述宋美龄在抗日战争中功绩的论文却凤毛麟角。鉴于当前国共两党合作平台的搭建，对宋美龄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以第一夫人身份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做了多方面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一)宋美龄在南京力阻武力行动，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前提。“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当局一片混乱，军政部长何应钦联合戴季陶等，主张“讨伐”张、杨“叛军”；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则力主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提是南京对西安不采取武力行动。为此，宋美龄首先同主战派斗争。12月13日下午，何应钦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对西安进行“讨伐”，宋美龄与何应钦等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说：“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1]30，“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1]31其次，宋美龄又立即派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曾经是张学良的顾问，私交很好，后为蒋介石夫妇的私人顾问)赴西安了解实情。当端纳及时向媒体报道了蒋介石的安全后，宋美龄有了进一步阻止武力行动的理由。最后，直接阻止武力行动。12月16日，何应钦正式宣布对张学良军事征讨，宋美龄打电话给端纳，要他向蒋介石报告情况并下达停战手令，从而阻止了事态恶化。 (二)宋美龄亲赴西安说服蒋介石停战抗日，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张学良等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就是武力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所以，蒋介石是否由内战转变到抗战是关键，而这个转变是在宋美龄的劝说下实现的。首先，张学良不能使蒋介石改变政策。蒋介石以绝食对付张学良，正如张学良所言：“然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1]41其次，周恩来不能使蒋介石转变政策，因为蒋介石根本不见中共代表周恩来。最后，宋美龄既用真情又用理智成功劝说蒋介石答应停战抗日。12月22日宋美龄赴西安，带去许多蒋爱吃的美食、生活用品，特别是带去了一副蒋必不可少的假牙，使蒋非常感动。蒋介石告诉夫人：“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1]40宋美龄“因劝之曰：‘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1]34、“宁抗日，勿死敌手”[2]。蒋介石就此开始转变。 (三)宋美龄展开多方斡旋，是协商和平解决的枢纽性人物。首先，宋美龄与张学良会谈。宋美龄与张学良是故交，宋美龄指出：“彼等自谓此举得全国民众之拥护，实属错觉。”[1]41张学良向宋美龄表示：“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1]41其次，宋美龄果敢破戒会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宋美龄说：“我等皆为黄帝衣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1]45周恩来表示：“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1]44再则，宋美龄代蒋参与谈判。12月24日上午，宋美龄参与了同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的正式谈判，谈判达成了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最后，宋美龄游说放蒋。24日晚，由宋美龄搭桥，张学良陪同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表示，只要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对蒋不计前嫌，主张放蒋，红军还可以听蒋的指挥。蒋介石也表示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宋美龄对张学良说，南京方面随时都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她和蒋介石都是基督教徒，圣诞节释蒋不啻“赠国家以无价之圣诞礼物”[1]45。张学良深恐夜长梦多，遂于25日断然陪蒋介石返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实现国共两党联合抗战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在西安曾对宋美龄寓意深长地说：“历史必将作出这样的结论：夫人的义举，功在国家！”[3]454 二、组建和领导中国空军 空军抗战是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6月，宋美龄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1937年3月12日，她在发表的《航空与统一》一文中说：“一切促进中国统一的新发展，或许要推飞机的功绩最伟大。”[1]49因此，宋美龄抓紧中国空军的建设，具体做了以下工作： (一)筹措资金购置作战飞机。首先，宋美龄与大姐宋霭龄慷慨解囊，购买飞机；其次，发动社会捐款献机，发起“献机祝寿”运动，接受了105架献机；[4]47第三，争取担任财政部长的大姐夫孔祥熙多方筹措经费。宋美龄同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两千万美元的产品[5]95，并要求附带聘请飞行顾问、教官和一批飞机机械师，既可培养中国的飞机维修人员，又可把中国破旧的飞机修好。到1937年抗战前，中国有各种飞机600多架，其中作战飞机305架。[6]15 (二)建立航校、机场。有了飞机，还要培训飞行员并建设航空配套设施。为此，宋美龄专门从黄埔6期学生中挑选出一批人，成立航空班，并在南京、洛阳、杭州、南昌成立航校，力图培养一批精干的飞行员；在南昌设立飞机制造厂，并且选派人员到意大利学习飞机制造；大力培养、训练大批空军地勤人员；在西安、洛阳、南昌、开封、武汉、长沙、成都、昆明等地开辟飞机场，在全国各地建设军用机场、储备大批航弹、航油。抗战前夕，中国共有机场262个，飞行员700多人[6]15，航空建设已初具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