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达20年，国家财政金融大政一直由宋子文和孔祥熙二人轮流执掌，他们又都是国家元首蒋介石的至亲，权倾一时，党国与家族的利益可以说是荣辱与共，息息相关，“公谊”与“私情”之间往往难以区分。以往“四大家族”的称号虽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涵意，却早已深入人心；近年来随着大批珍贵史料的刊布，重新分析蒋介石与孔祥熙、宋子文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历史学家深感兴趣的问题。①本文意在多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台北国史馆珍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的财政部、监察院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存放的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以及蒋介石身边重要人物的日记和回忆为线索，探究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为何如此亲密，特别注意的是分析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对孔祥熙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 信任有加，百般维护 孔祥熙早年虽然亦曾赴美留学，但他却恪守中庸之道，不像宋子文那样西化，为人世故圆滑，态度和蔼，驯服听话，人称Yesman或哈哈孔(H.H.Kung)，特别是在演讲时更是满面笑容。孔祥熙的部属、行政院参事陈克文曾这样形容：“其实他的笑痕是时刻挂在嘴上的，加以他丰满光彩的面颊，令人一见便联想到戏台上天官赐福的面具。他真是生成财神的脸孔，他这样的脸孔也是政治活动上一种帮助，可以使人易于亲近。”② 当年他和夫人宋霭龄全力支持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而宋庆龄和宋子文则坚决反对，因此孔与蒋的关系早就非同一般。1933年10月，宋子文因政见及理财方针与蒋介石发生争执而辞职，孔祥熙便正式接替了财政部长一职，同时还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及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在这之后，国内经济不但没有陷入危机，相反经过一系列的改革，财政金融和经济建设出现了一番新气象。更重要的是，孔祥熙与宋子文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蒋介石的命令几乎是言听计从，这就让蒋对孔更加信任和放心。1936年1月国内银行界和政界中有人策划倒孔，特别抨击孔在经营公债中舞弊谋利，但蒋介石却表示“倒卖公债者系宋子文，而孔祥熙夫妇则甚可信”，孔祥熙亦对外声称“有人谋攫财长，彼必奋斗”。③1937年4月，孔祥熙曾以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前往欧洲和美国，寻求和争取西方的援助，取得重大成果；④回国后更一度出任行政院院长，并仍兼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地位之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集大权于一身，由此也可看出，此时蒋介石对孔祥熙是非常信任的。 但是孔祥熙却公不忘私，在处理国家事务中不仅丝毫没有放弃个人及家族敛财活动，反而利用职权，以权谋私，拿回扣，办公司，大发国难财。他曾对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说：“财政经济在书生看来甚为复杂，其实很简单，即是生意而已。”他甚至公开说，他本人因为就是做生意出身，“故能领略此道”。难怪担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组长的唐纵听了之后都认为“怪哉此论也”！⑤ 如果孔祥熙真像他说的那样，将其经商的智慧全部用在治理公务上，那倒也是国家之福；但他的确是一个生意人，公不忘私，而且他不仅自己经商，还让其子女参与投机，仅从购买军火中就获得极大利益。在国际军火市场上，中介人收取佣金是通行的潜规则。当时中国购买军火主要是通过中央信托局暗中进行的，孔祥熙是该局理事长，他的儿子孔令侃大学刚毕业即以理事的身份长驻香港，全权负责购买军火，并从中拿取回扣。孔祥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院内的参事秘书就有诸多议论，矛头直指他的子女。有人说：“孔以一切公文交未满十六岁之女儿处理，言下愤极，谓尚未有开苞资格的臭丫头居然处理国事，我们尚何必再做此官耶？”有人还说：“最近孔以向美定购飞机之权授其子令侃，所得均速率最劣之旧机，每小时不过二百八十哩以下，航空界大愤，但终无法补救云云。”陈克文听到这些传言后不禁在日记中记道：“孔常于会议中叹云‘如此中国安得不亡’，自己所做不满人意之事多矣，不知亦念及此言否？”⑥ 孔祥熙这种明目张胆的敛财行径曾引起各界人士的极大不满，就连国民党高层亦为之侧目，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后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就曾在日记中多次记载他对孔祥熙的观感。1938年2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来中外人士对中央信托局(孔为董事长)购买军火指摘殊甚，谓有不少舞弊情事，宋子文似亦有电告知蒋委员长，孔氏在会议中力为辩护。”⑦王世杰本人也认为孔任院长后内政外交处处被动，毫无成绩可言。⑧同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王世杰获悉傅斯年等20余名参政员正准备联名致函蒋介石，反对孔祥熙继续出长行政院。10月30日孔祥熙出席会议并报告财政，受到参政员“严重之询问”；11月6日，参政会闭会，“多数人颇不满于孔院长，孔院长在会场中亦悻悻然”。⑨11月9日，孔祥熙出席最高国防会议，亦“以参政会同人颇多表示不满，微露消极之意”。⑩时任铨叙部次长兼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也在日记中写道：“孔之用人，据一般人批评确有若干之不当，以其辅及二十之长子，主持关系国家前途重大贸易信托局，少年得志，凌驾一切，外间且攻击其弊窦丛生。”因此他认为，“此事涉国家，且为彼之亲属，理宜从严彻查，纠正错误。但蒋先生于到重庆之初，举行纪念周之余，盛称孔之办理财政卓有成绩，至外间有若干之攻击，经调查结果，或无其事，或系低级人员之错误，轻轻一句，顿消前失”；然而实际情形则是“重情节者诿诸小职员，余则悉予以粉饰”，那么被处理的人当然会“自怨其非当局之至亲而已”。对此王子壮不禁感叹道：“处此乱世，信赏必罚，极端重要，蒋先生每屡言之，何行之不笃耶？”(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