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研究中，有关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生和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留日学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间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相对薄弱。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前者的研究，主要是介绍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如，中国学者王奇生和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硕士生石田智美，在研究中大都提到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罢课回国、创办报刊、组织中华留日学生会等应对事变的活动，以及中国留日学生内部的分歧、矛盾和冲突。①旅日韩国学者孙安石在阐述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后，还介绍了日本政府于1931年10月21日召开的“取缔中国留日学生排日运动会议”②，但未就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政策展开详述。在其他研究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和中日教育交流史的成果中，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内容往往较少，即使其中偶有涉及，关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内容也大多是一笔带过。鉴于此，笔者拟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政策为中心，系统阐述日本政府对该时期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调查、接收、教育和管理情况，旨在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一 关注与调查 鉴于中国留日学生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潜在影响，日本政府自中国派遣留日学生之初就极为重视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施策，且将之置于向中国大陆扩张势力的重要国策地位。因此，中国留日学生的一举一动，尤其在中日两国内部发生重大事件或中日关系紧张时期，更易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如，中国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日本的关东大地震等重大事件，以及日本政府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要求、制造济南惨案时，留日学生相对集中的东京、京都、北海道、大阪、千叶、爱知、福冈、神奈川、宫城、山口、长崎、广岛等各都道府县和留日学生就读的学校及日方的留日学生民间团体等，非常注意调查中国留日学生的动静，并及时上报日本政府。日本外务省、内务省、警视厅、陆军省、海军省、文部省等留日学生相关部门，根据本部门开展的调查，并综合各地的中国留日学生信息，制订相应的留日学生对策和对华政策。某种程度上说，在中日两国发生重大事件或中日关系危机时刻，首先开展中国留日学生调查，已成为日本政府应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基本模式。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及其各地方政府立即开始了中国留日学生调查，为日本政府全面掌握中国留日学生动向和制定相应的留日学生政策提供参考。 拥有专业调查力量的日本警视厅，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就获取了中国留日学生动静的报告，并立即通报内务省、外务省(主要是负责留日学生事务的对华文化事业部第一课)、各地方长官及朝鲜、关东各警务局长，以互通中国留日学生信息。1931年9月21日，日本警视总监高桥守雄致函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第一课，通报了一般中国留学生对九一八事变的震惊与悲愤，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各职员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劝谕和安慰，以及奉系留日学生聚集在同泽俱乐部的不安与回国打算等情况。③23日，高桥守雄再次向前述各单位通报了中国留日学生和驻日留学生监督处的动向。其中，中国留日学生的主要动向有：吉林省出身的100多名留日学生向南京政府请求回国旅费；22日，在仙台的中国留日学生纷至东京，准备回国。因为在中国东北驻扎的日军第二师团军人不少是仙台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频频传来战死、负伤的情报，当地居民对中国留日学生感情恶化，中国留日学生亦愈发恐惧。④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及留日学生组织的主要动向有：9月19日，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及同泽俱乐部对留日学生发出布告，称正等待教育部的指示，希望学生保持镇静；22日，留学生监督处召开各省经理员会议，讨论各省政府汇送学费问题，无果而终。⑤由此可见，日本警视厅自九一八事变伊始，就时刻注视着中国留日学生、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及留日学生组织的动静，且从其通报的相关单位，可知至少涵盖了留日学生所至的日本各地，以及日本能力所及的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共同结成关注和调查中国留日学生的网络图。 日本各地方长官亦纷纷调查本辖区内中国留日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思想状态和活动，及时上报内务省、外务省、陆军省以及相关地区外事课。9月23日，北海道厅长官池田秀雄上报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陆军大臣南次郎，并通报相关地区外事课及爱知、福井、山口、福冈各厅府县长官《所属中国候补士官生退道之件》。该件指责中国留日候补士官生汤漳郎等24人中途退出从函馆出发的青函联络船，且记录了他们9条“反日”言行。⑥28日，池田秀雄再向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及各地区外事课、厅府县长官通报了《关于中华留学生通信之件》。该件内含驻日留学生监督处致北海道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信件，并附有信件内容及其日语译文。⑦即是说，日本各地长官不顾国际信义，竟私拆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公函和中国留日学生信件，以了解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