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论调，指出抗战将是一场持久战。其中，“亡国论”的代表人物是汪精卫，这已毋庸置疑。那么，“速胜论”又应该是指谁呢？长期以来，人们大都将之归于国民党的蒋介石集团和中共党内的王明以及《大公报》等新闻媒体。如有人便写道：“蒋介石集团自被迫抗战以来，时刻都在幻想着早日结束对日战争，一遇时机便散布‘速胜’的论调……台儿庄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又大肆宣扬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新象征’，以为只要打几个台儿庄式的胜仗，就能抵挡住日本侵略军，无需动员广大人民进行持久战。国民党政学系报纸《大公报》在社论中说，台儿庄战斗后的徐州战役应是‘准决战’，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此外，抗战开始不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些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和教条主义的同志，也存在着一种轻敌的倾向，认为日本不值一打，中国的抗战可以速胜。这些同志主要认为国民党有很大的力量，依靠国民党配合就能有效地打击日本。”①乍看之下，上述说法似乎言之凿凿，故而流传甚广，迄今仍有不小影响。但客观来看，这种观点未必正确，以下试作分别辨析。 一 蒋介石并非“速胜论”者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就已制订了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在2月25日便决定：“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②3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讨论对日方针问题，也认为对日本应该采取“长期抵抗”的方针。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越过长城。针对这一危机，蒋介石在4月12日南昌军事整理会议上阐明：“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日本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的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③1935年6月，他又对华北事变作出批示，强调：“对日本作战以求光复失地，为吾辈军人有生之年最神圣最重要之使命，但一旦开始作战，则非短时间所可能结果，必属长期之战争，故应先有充分之准备。”④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仍坚持持久抗战的指导思想。1937年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通过了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同时提出：“在野战战略方面则采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⑤8月18日，蒋介石又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⑥同日，他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二)》中也重申了这一思想。⑦8月20日，蒋介石又以大本营大元帅名义颁发《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⑧此后，他还在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动摇。此次战事本无幸胜之理，惟冀能得持久耳！”⑨10月10日，蒋介石更是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公开宣告：“我们要认定这次抗战断不是一年半载短期间可以了结的事，要预想到今后的困苦艰难只有一天天的加重。”⑩11月19日，他又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疾呼：“我们的唯一方针，就是要‘持久’。”(11)这一时期，蒋介石还屡屡告诫部下：“对日作战，不经十年八年的艰苦，不会成功。”(12) 在上海、南京先后陷落，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暂迁武汉后，蒋介石更是接受了陈诚、白崇禧等人的建议，总结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口号。1938年2月7日，他在武昌中枢纪念周演讲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13)3月5日，蒋介石又在考虑对日作战方略时说：“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14)3月6日，他制定山西应战要则，并电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我军此后作战方略在利用我广大土地之活动，以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即可积各处之小胜，而成最后之大胜。”(15)同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又在会上进一步提出今后的对日军事战略方针是“团结海内外全民族一切力量，并争取与国支持，适用广大国土，众多人口，坚持持久抗战，以创造有利之机势，而谋取最后胜利”。(16)何应钦也在军事报告中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17)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还是抗战初期，蒋介石都抱有非常明确的“持久战”思想，并非“速胜论”者。那么，1938年4月初的台儿庄大捷是否动摇了蒋介石的这一思想、使之骤然转变为一个“速胜论”者呢？客观看来，并不是这样。正当举国上下因台儿庄捷报欣喜若狂时，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在《大公报》发文指出：“最近军事形势的好转，与各线尤其是鲁南几次的捷报，使全国军民大为振奋。一般人对于必胜的信念，日益坚强，而同仇敌忾的情绪，也更加提高了。可是我们知道更大的战斗还在前面，顽强的敌人尚图挣扎。我们不必夸张这初步的胜利，而且尤其不能因此稍事大意。”(18)蒋介石也通电全国，告诫国民：“此次台儿庄之捷，幸赖我前方将士不惜牺牲，后方同胞之共同奋斗，乃获此初步之胜利……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凡我全体同胞与全体袍泽，处此时机更应力戒矜夸，时加警惕，唯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务当兢兢业业，再接再厉，从战局之久远上着眼，坚毅沉着，竭尽贵任，忍劳耐苦，奋斗到底，以完成抗战之使命，求得最后之胜利。”(19)同时，他还对台儿庄大捷的宣传作了如下指示：“一、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此次胜利带来骄傲。二、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三、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重大意义。四、所有宣传应努力报导事实，慎勿夸张。”(20)这其中虽不无暗含打压李宗仁声望的动机，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持久抗战思想仍十分明显。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军委会政治部发表的《慰劳前线将士书》也提出：“目前胜利固然伟大，然而远不过是长期抗战最后胜利的开始”(21)，告诫人们须戒骄戒躁。当时，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在采访蒋介石时同样发现：“关于中日战事前途，蒋委员长不愿加以预测，仅谓渠预计中日间当不免长期斗争，且较过去尤为激烈。”(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