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1)05-0066-09 国民党自大陆失败退台后，为克服以往弊病，出现了一场反思热潮，展现出一些争取民众的姿态，并在1950年七八月间发起党务改造运动。此次改造被国民党赋予重要意义，是国民党继1924年改组后的又一次党内重大变革，确立了国民党后来在台统治的基调。 一、“群众路线”的提出与实践 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给人的观感有如空中楼阁，头重脚轻，摇摇欲坠。国民党与民众脱节，只是政治意义上的组织，在社会中影响甚微。遭遇失败后，国民党反省得失，认为：“党员应与群众接近——主义思想是党的灵魂，民众乃是党的基础，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就是党与群众脱离了”。①因而，国民党要在台湾立足，就要走“群众路线”。 实际上，早在退台前，国民党应向下发展群众路线已成为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并逐渐成为国民党中央的主流声音。退台后，为获得群众同情和信任，国民党着手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党群关系，笼络民心，保障劳工利益、扶植自耕农等内容被列入其政治主张中。如规定：“要积极扶植劳工组织，保障劳工权益，维护劳工择业转业的自由，并举办社会保险，以安定劳工的生活”[1]；“规定合理工资或配发工人实物，并对收入特低，生活最苦之工人尽先予以调整”；“废除包工剥削制度，切实保护女工童工”；②“实行限田政策”，“切实扶植自耕农，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③等。一些措施在改造运动之前就已实行，如对农民采取减租等土地改革措施，改善其处境。 国民党在台湾分步骤进行了土改。第一步，自1949年4月实施三七五减租。限定耕地租金不得超过土地主要产物年产量的37.5%；租用耕地一律订立书面租约，租期至少六年。第二步，公地放领。1951年6月《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出台。按照耕地主要产物年收获总量的2.5倍的地价，将“国有”和“省有”耕地所有权转移给农民。受领农户，每年交25%的年收成，连续交纳10年，可获得耕地所有权。第三步，“耕者有其田”。1953年4月，“省政府”颁布了相应条例。地主保留中等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超出部分由“政府”征收后转放现耕农民受领；“政府”按被征耕地主要产物年收获量2.5倍的地价以7成实物土地债券、3成公营事业股票搭配补偿地主；受领农民以征收地价相同的价格，另付4%年息，于10年内分20期付清。 台湾的土改收到较好效果，实现了农村经济的重分配，促进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外来”的国民党政权因没有与当地封建经济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来自强大政治势力的阻力，在台土改取得了国民党在大陆时从未取得的成就。这些改善农民处境的举措可被视为国民党走“群众路线”较为成功的部分。 台湾渔民和盐工的生活改善和组织亦被国民党所关注。为使渔民等生活贫苦的人群不成为中共的突破口，蒋介石指示“行政院”督饬实施关于改善渔民矿工生活的建议办法，“行政院”做出回应，采取了诸如废除鱼市场手续费、使用费和佣金，提供低息贷款，改进渔会组织，简化出入港手续等措施。[2] 国民党策动改善渔民、盐工、劳工生活，号召国民党党员深入渔村、盐场、工厂扩大调查，运用党政关系推动“政府”采取改善其从业与生活的措施，产生了一定效果。整顿渔市场、废除中间盘剥的措施，一年中减轻渔民负担847万元。④国民党对于渔民中失业及儿童孕妇等弱势群体，进行特别照顾，协助就业，捐赠营养品。在重要渔村成立牛奶站，供应奶粉。1951年度，成立的此类牛奶站共计32个，后来还有增加。⑤自1951年5月至1952年4月，受接济儿童孕妇5159人。⑥自1952年2月起，盐工工资由每生产1吨25.6元增加到36.6元。盐工生活设施得到改善，一些盐工新村付诸兴建，⑦举办盐工副业，构筑盐场土方工程，设置盐场卫生所。⑧对劳工设立保险，改善劳保措施，改善私营工厂劳工待遇，加强民营矿场设备及保安检查，调整码头工人工资等。到1952年11月15日，参加劳工保险的单位有1197个，投保人数189127人。⑨ 二、改造委员会对民众的争取 1950年8月至1952年10月国民党进行了大规模改造运动，这场运动奠定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基础，是其退台初期最重要的举动之一。改造措施较多体现了向下扎根的意图，反映出此时国民党的政策倾向。期间，各级改造委员会多次发布关于向下走、向下看、扩大社会基础的指示。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以下简称“改委会”)建立了青年、工人、农人、妇女、社会和工商各运动委员会。 改委会将国民党的构成成分和社会基础定位为：“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爱国的革命份子，为党的构成份子”。[3]为实现这一目标，改委会在各项改造措施中给予相应配合。如为提高农工等类党员的比例，将改造期间征求新党员比例定为：农工约占50%，青年及知识分子约占30%，生产者约占10%，其他约占10%。经各级党部努力，国民党社会基础有所扩充，党员结构有了向下发展和本土化趋势。根据1951年底的统计，农工成分占到了37.7%，知识分子占61%，30岁以下的青年占49%。[3](p.449)台湾省籍党员人数也有较明显的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