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经历了由“封建专制”到“民主共和”的政制转型。在此过程中，近代学校学生取代传统士绅(gentry)，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角色。北洋时期众多学生涉足政治，学潮、学运不断。据吕芳上统计，1919-1928年10年间，各级各类学校发生的学潮和学运多达248次。①层出不穷的校园风潮与学生亚文化有内在联系。社会学理论认为，亚文化(subculture)系文化群体所属次生群体成员共有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与主流文化对应的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为主流文化的分支，彰显不同地区、不同信仰和不同职业社会群体间的文化差异。亚文化分享社会总文化，但也有独特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②亚文化支脉众多，学生亚文化是其中的一支，在现代社会复杂的“文明冲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因学生运动影响甚大，研究者自来不少。③但学者通常习惯从政治与社会角度，结合“五四”或“五卅”这类带有政治色彩的事件去揭示其内涵，强调政党对学生的“运动”，忽略文化层面的解析。从方法论角度看，学生亚文化生成环境的多元及由此形成的特色各异的亚文化分支，决定了任何单一的个案研究都很难概括出普遍性结论。反之，带有全称判断色彩的整体性研究结论用于认知各具特色的学潮也很难做到周延。但既有研究却存在以偏概全或以整体性结论取代个案研究的倾向，对学运的认知亦陷入简单是非判断，非誉即毁，且说法前后不一。陈西滢在浙江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曾大惑不解地说：“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④本文拟从学生亚文化与北洋时期学运关系角度，做改变这一认识的尝试。需预作交代的是，因“学潮”与“学运”概念边际模糊，没有严格界限，学潮可以走向社会，染上政治色彩，学运在一些地区也可能局限在特定校园之内，本文所说学运，也包括部分学潮；且因中学数量太多而发生学运的典型案例殊少，所作讨论偏重大专院校这一层级，时间则集中在“五四”至北伐前这一时段。 一、北洋时期学生亚文化及特征 北洋时期，随着新式学校大量涌现，学生成为日益重要的社会群体。虽然学生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家庭背景存在很大差异，但共同的校园生活缩小了他们个体间的距离，使之形成明显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学生贵族或许存在，但在教师面前，他们与同学地位平等，并无贵贱之别。在校园里，衡量学生地位的并不一定是家庭背景，而是学业及他对校园内业已形成的价值体系的体认程度。从这个意义说，学生走的是一条共同道路。由于所走道路相同，他们自然把自己看作有着共同问题和需求、利益攸关的特定社会群体。⑤ 大专院校相对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为学生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条件。据统计，1922年，北京一个城市便有40所大专院校，在校学生数为15440人，相当于全国同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41%。上海有13所大专院校，学生3643人，占全国同类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10%。⑥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大专院校学生人数超过全国同类学校学生总数的一半，可见集中程度之高。此外，每个大城市尚有成千上万的中学生。这些大、中学生大多住在拥挤不堪的学生宿舍或廉价公寓里，远离家乡，举目无亲。新的陌生环境使他们容易意识趋同，彼此照应，一致行动。五四前后，学生团体大量涌现，各省、市大多成立了学生会、学生联合会、学生自治会一类组织。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使分散的学生亚文化有了统一的组织载体，有力促进了学生运动的发展。 北洋时期学生亚文化最鲜明的特征是强烈的精英意识，突出特点是对居统治地位的成年人社会秩序的颠覆和反叛。在学生眼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久神圣，“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是基本信条。他们当中许多人恃才傲物，自命不凡。可悲的是，这种强烈的精英意识却与就业谋职时的失落感以及瞻念前途时的茫然心态形成鲜明对照，促使学生前往能够向社会表现自己的领域去活动，以寻求价值补偿和心理平衡。于是各种政治及思想文化运动，成为学生表现自我的最好机会。论出身，当时的学生，尤其是大专院校学生，相当一部分来自稍富赀财的家庭，平日在家养尊处优，濡染熏陶，自认高人一等，入学校后，受新思想影响，强化了既有的地位优越感，也就更加目空一切。当时正在北大念书、自诩“超人”的傅斯年的“一段疯话”，内含“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之语，堪称这一现象的绝好诠释。⑦ 由于上述原因，学生对政府提要求有时近乎命令方式。五四期间山东学生代表晋京请愿，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总统府派人劝其暂回寓所，听候答复，但代表声称：“外交危局，已届刻不容缓，代表不远千里来京，岂有不见之理！非立见总统不可！”结果徐出面接见并答其所问。按照程序，一些问题须由国务总理批复。于是学生又提出面见总理龚心谌，要其明确表态，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龚亦接见，并答应批复。但学生仍不满意，决定再度请愿，甚至准备发动全国大请愿。因政府已电令谈判代表拒绝签约，请愿才告终止。⑧北洋时期学运，这一案例颇具典型性。类似事件发生时，学生总是将政府看作对立一方，不知在一些事关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北洋政府亦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就这次请愿而言，总统、总理能面见学生并允其所请，已属难能，但学生总是不满足。通常认为军阀专横跋扈，其实至少就“心气”而言，此时的学生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学生发表文章，公开署名“牧武”，⑨表现了以文驭武、学生地位高于军人的自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