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辽二百余年间，佛教盛行，出家僧尼难计其数，寺庵僧尼有“法号”，高僧名尼有“师德号”，大多数僧尼还有与自己“所业”佛教经典相关的“学位”称号。以往国内外辽史学界对辽代佛教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亦较丰富，①然因记载辽代僧尼“法号”、“师德号”及“学位”称号的文献史料鲜见，石刻文字资料又极零散，故至今尚无人对此课题作专门系统之研究。②笔者不揣浅陋，钩沉出土之辽代石刻文字资料，拟对辽代僧尼“法号”、“师德号”及“学位”称号作些探讨。 一、“具戒”时所得之法号 “法号”，又称“法名”、“戒名”或“法讳”，僧尼出家“具足戒”(“具戒”)时由所礼之师起授。因为僧尼出家入寺，目的是学习佛法，以求自身脱俗以及度化众生，所以，在他们取得正式僧(尼)籍时，必须有一个区别于世俗之名的二字法号。辽代亦然。 辽代石刻文字资料中常见僧尼出家“具戒”时遵师命取得二字“法号”之记载。如天祚帝乾统四年(1104)的《安次县正觉寺传戒法师法性塔记》载：传戒法师出身于南京道河间邢氏之家，“礼正觉寺持念上人澄远为师，果蒙摄受，得服勤劳。讳承师训，因号法性，时届清宁二年，遇普度坛，具大乘戒”。③乾统六年的《为法遍造真言幢记》亦记载了法遍和尚出家“具戒”时取得法号的过程：“俗姓褚，礼天开寺□季如为师，年一十五岁，受具，训名法遍，年二十四。”(第560页)天祚帝天庆五年(1115)的《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记载了燕京永泰寺恒策和尚遇“恩度”(“恩具”)得“法号”义从以及后来又改“法号”为恒策之事：“姓王氏，上谷矾山县新安人也。生有异表，幼而神俊，肄居宝峰寺崇谨为师。七岁遇恩得度，本名义从。幼岁曾伏二虎，百法为业。十六启进，后习性相，靡不圆通。永泰寺守司徒欲摄为资师，资道合方改今号(恒策)。”④辽代一些石刻文字中甚至直称僧尼“法号”为“具戒××”。如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的《寂照大师并门资圆湛身铭》题名中即见“具戒囿湛”、“具戒遵止”、“具戒遵一”、“具戒遵白”等。(续编第234页)进一步证明了辽代僧尼之“法号”确实是在“具戒”时获得的。 辽代佛教信徒在出家后、“具戒”前称沙弥或沙弥尼时是没有“法号”的，这在辽代石刻文字资料中也是有着明确记载的。如辽道宗清宁四年(1058)的《显州北赵太保寨白山院舍利塔石函记》题名中即见“沙弥平儿、猪儿”(第290页)。此“平儿”、“猪儿”显然都是他们出家前的俗名。辽道宗大安二年(1086)的《觉相等建经幢记》题名中见“大天庆寺东贤圣洞主、讲经律、护胜大德、沙门觉相，门资善赏，门资善规，门资善存，门资善信，门资善恤，门资善思，圆觉奴，九圣奴，三贤奴，七佛奴。”(续编第183页)该题名中的后四人“圆觉奴”、“九圣奴”、“三贤奴”和“七佛奴”显然不是“法号”，应是觉相和尚尚未“具戒”的沙弥“门资”。辽道宗大安六年的《上方感化寺故监寺澄方遗行碑》中见“建塔门人士隆、利生奴”(第422页)。这里的“士隆”应为某沙门之“法号”，而“利生奴”显然是另一沙弥在家时的俗名。辽道宗大安七年的《广宣法师塔幢记》亦见建幢人广宣法师“门徒三人，长曰金芝女，次曰思乡女，次曰天仙女”(第435页)。很明显，“金芝女”、“思乡女”和“天仙女”均是出家而未“具戒”、尚未取得“法号”的沙弥尼之俗名。辽道宗大安九年的《僧思拱墓幢记》记载了思拱的弟子中有尚无“法号”的沙弥和沙弥尼：“弟子五人：长特□习学华严经玄谈沙门文超，次讲唯识论沙门文惠，□(次)沙弥华严奴，沙弥□法奴，沙弥四儿。”(续编第211页)这里的“华严奴”、“□法奴”和“四儿”亦均是沙弥们的俗名。天祚帝乾统四年的《沙门道冲为亡母造陀罗尼幢记》记载道冲和尚崇佛的母亲曾拜一没有“法号”的沙弥尼为师：“母俗姓王氏，年至不迴，知薤露之能几(下缺)于空门，礼宿县尼赵大姑为师，训名妙善。”(第546页)此“赵大姑”肯定不是该“尼”的法号，她一定是没有“具足戒”的“沙弥尼”；而“妙善”则是入“空门”而出家的王氏“具戒”后所取之“法号”。 一些僧尼仿俗人取名方式，于“具戒”取得“法号”后，同时亦取二字之“法字”。如辽道宗清宁九年的《纯慧大师塔幢记》即载：“大师讳非浊，字贞照，俗姓张氏，其先范阳人。”(第317页)此“贞照”即是非浊和尚的“法字”。天祚帝乾统四年的《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的撰文者即署“当山文雄慧照大师赐紫沙门了洙字涣之”(第544页)。“了洙”是“法号”，“涣之”则是其“法字”。天祚帝乾统八年的《妙行大师行状碑》亦载：“师契丹氏，讳志智，字普济，国舅大丞相楚国王之族。”(第584页)“普济”是志智和尚的“法字”。天祚帝天庆五年的《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亦云：“永泰寺内殿忏悔主通理大师者，师讳恒策，字开玄，姓王氏，上谷矾山县新安人也，世袭农业，家积纯善，父名保寿，母名刘氏，昆季三人，第三爱子也。”(续编第287页)“开玄”是恒策和尚的“法字”。天祚帝天庆六年的《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的书丹者为“和龙僧悟照，字育物”(第661页)。“育物”是悟照和尚的“法字”。但检索石刻文字资料发现，辽代亦有很多僧尼只有“法号”而无“法字”。如辽道宗大安七年的《法均大师遗行碑铭》即载：“大师讳法均，无字。”(第437页) 辽代僧尼“法号”的一大特点是，同门师兄弟的“法号”中的首字是相同的。如辽道宗大康三年(1077)的《为故坛主传菩萨戒大师特建法幢记》即记载了为传菩萨戒大师建法幢的诸门人“法号”首字均为“裕”：“门人：传戒大师、讲经律论赐紫沙门裕经，三学寺经法师、诠圆大德、讲经律论沙门裕贵，□□大德、讲经律论赐紫沙门裕林，戒净大德、讲经律论沙门裕文，通净大德、讲经律论赐紫沙门裕仁，讲经律论沙门裕和，业论沙门裕净、裕正、裕祥、裕谛、裕世、裕显、裕转、裕振、裕权、裕□、裕徵，寺主□□大德、讲经律论赐紫沙门裕依，当寺圆通大德、赐紫沙门裕住，崇国寺大兜率邑邑人、前管内左街僧录、净慧大师、赐紫沙门裕方，邑人、前东京管内僧录、诠论大师、赐紫沙门裕企。”(第383—384页)辽道宗大康八年的《归如等建梵字密言幢记》记载了建幢人归如和尚的同建者暨诸门人“法号”首字均为“蕴”：“大天庆寺前三世殿主、悟寂大师、赐紫沙门归如，特抽净贿，预建梵幢……门资、习经论比丘蕴忠，门资、习经论比丘蕴祥，门资、习经论比丘蕴慈，门资、习经论比丘蕴戒，门资、广严寺讲经律论比丘蕴智，门资、崇宝寺尚座净修大德比丘蕴乘，门资、昭先塔主赐紫沙门蕴才。”(续编第175页)天祚帝天庆十年的《大安山延福寺李山主实行录》在题名部分记载了已故山主供臻和尚的诸门人“法号”首字大多为“道”：“山主门资：提点、讲经论道坚，讲经沙门法渊，讲经论沙门道遵，讲经沙门道琛，讲经沙门道祥，持念沙门道鉴，讲经沙门道偁，持念沙门道信，持念沙门道志，持念沙门道钦，持念沙门道荣，持念沙门道仅，寺主、沙门道□，尚座、沙门善重，都维纳、沙门善崇。”(续编第311页)笔者发现，在供臻和尚的十五位“门资”中，有三位的“法号”首字并非为“道”，他们很可能或是与供臻和尚师缘较远的“旁支”，抑或为与其师缘最近的“亲授”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