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12-0130-09 足额的兵员是确保军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保证，若军队实际兵数少于兵籍所载人数，即为阙额①，又名虚籍，俗称吃空饷。北宋禁军阙额现象比较普遍，至徽宗、钦宗朝时，日趋加重，积成严重的军政腐败问题。对此，学者在有关宋朝军制、军队数量、封桩阙额禁军钱制度的研究中有所提及外②，尚无专门系统的讨论。本文拟从北宋禁军阙额的演变趋势、阙额对北宋军政的影响、宋廷的应对措施以及阙额产生原因等方面展开讨论，并在反思北宋禁军阙额与“冗兵”并存这一矛盾现象的基础上认为，北宋衰亡不是因为单纯的“冗兵”所致，还有宋军兵籍不实、兵员缺少这一重要因素。 阙额现象在北宋禁军中普遍存在。北宋时期，军籍所载兵数与实际禁军人数不相符合的情况不绝于书，实则反映出宋军阙额问题的严重程度。作为军政建设的大问题，阙额为朝野人士所瞩目，成为北宋重要的军政议题之一。 北宋开国初期，军中阙额并不明显，至真宗朝阙额有所显现。景德三年(1007年)六月庚戌，真宗就针对“马步诸军，累经简阅，阙额渐多”的问题，令拣选丁壮以补足兵额③。真宗朝，边境驻军亦有阙额，如缘界河设置的北面缘边骑捷六指挥，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因“兵籍差少”，下令并为四指挥。④自太宗朝设立的河北忠顺指挥，凡三千人，然岁月既久，军额有阙，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四月庚午，诏令“补填阙额”，以补足原数。⑤ 仁宗朝，宋军阙额亦多。按规定，宋军每指挥“马军以四百、步军以五百人为一营”⑥，而仁宗朝时各指挥不满员的情况已相当普遍，阙额达数十人甚至百人以上。包拯对此曾有记载，“骁锐第三指挥三百五十八人”、“云翼第八指挥四百四十九人”、“万捷第七指挥三百七十五人”、“骁捷第三指挥四百二十五人，第五指挥四百五十人”。⑦史载，皇祐年间，宋军“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不满一二百”⑧，骑兵阙额严重，步兵一营不到一二百人。仁宗朝时沿边诸军阙额颇多。庆历三年(1043年)七月，中央遣使至陕西、河东简阅诸军，时人就指出：沿边诸军“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见阙人数不少，若不早行选择，则恐将来依前误事”⑨。沿边驻军阙额数多已引起朝臣的重视。史载，庆历年间，陕府“龙猛、龙骑、壮勇阙额”⑩。再如，庆历年间，河北忠顺军因“水沴多逃亡”而出现阙额(11)。 英宗朝时，“军士阙额多”(12)尤为朝臣所关注。蔡襄就曾提到：“禁军指挥，近年添置军额名目数多，指挥将窠虽全，兵率只有三二百人，虚费将窠请受。”(13)此时宋军已出现兵卒缺少、虚耗军费之弊。 至神宗朝时，宋军阙额之弊犹存。熙宁三年(1070年)十一月庚戌，枢密院上言提到，诸路本城诸军阙额，“有人数至少不成指挥处，每遇差使，全然畸零”。(14)史载，熙宁四年(1071年)，在京系役兵士，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见阙六千三百九十二人”(15)，阙额数高达三分之一。熙宁十年(1077年)十二月辛丑，因“诸路禁军阙额数多”，下诏填补。(16)元丰元年(1078年)闰正月戊寅，“武骑、白马宁朔指挥阙额”，诏令填配缺额。(17)元丰二年(1079年)，开封府界、京东、京西“将兵阙额”；二月乙卯，中央下令诏流民补填。(18)元丰三年(1080年)宋廷的募兵诏令中提到：“府界诸路将下阙禁军万数。”(19)元丰四年(1081年)，“开封府界在京禁军阙额”；六月丁卯，中央令招募河北水灾州军流民补缺。(20)元丰年间，阙额现象在边境诸军中也较突出。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壬戌，广南西路经略司上言：“雄略、澄海指挥阙额。”(21)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辛巳，熙和河兰会路经略制置司李宪上言：“本路虽有九将之名，其实多阙数。”(22) 哲宗朝时，宋军编制不满员的状况依旧突出。史载，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乙西，枢密院言：“在京禁军阙额。”(23)同年四月癸巳，枢密院又言：“在京开封府界禁军阙额，虽见招填，尚未足数。”(24)这一时期，沿边诸军阙额亦多。元祐八年(1093年)正月丙申，枢密院言指出，陕西诸路禁军“阙额甚多”(25)。同年正月癸卯，泾源路经略司上奏：“乞拣选诸将下剩员，年六十以下，精力不衰，依旧充军，以补阙额。”(26)看来，陕西五路阙额比较严重，招填困难。 自徽宗朝开始，宋军的阙额问题呈日益恶化之势。单从军队数量角度看，徽宗朝时宋军兵力大不如前，其突出的特点就是阙额严重(27)。在徽宗朝，“禁军见阙数多”(28)是朝臣经常论及的军政议题。崇宁五年(1106年)枢密院报告：“禁军阙额二十四万，近创广勇、崇捷、崇政十万人，尚阙十四万。”(29)此时禁军虽经招募新编，但尚缺十四万之多，阙额之严重程度令人吃惊。张舜民曾言及定州驻军在北宋的演变情况：定州路兵额十万，“尔后日见消耗”，到熙宁、元丰前，“犹不减二三万人”，时至徽宗朝，“尽数不及六七千人”。定州路驻军从常额的十万，损减至熙丰前的二三万，徽宗时减至不足六七千，阙数之严重于此可见一斑。需要指出的是，“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尚乃如此，其他州军即可知矣”(30)。时人曾对徽宗时宋军损耗严重兵员不足的情况记载道：“高俅坏之于内，童贯毙之于外。数十年间，不知其销折几何人”，以至于“皇城之内，无诸班以宿卫；京城之中，少禁旅以镇守”。(31)北宋末年李纲曾言：“中国军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不习战阵。”(32)李纲所言北宋军政不修“几三十年”，即是徽宗统治时期，其时“阙额不补者过半”，残存者仅为不堪战斗的溃散之兵，北宋军政建设至此时已是病入膏肓，无药可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