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6-0130-14 一 “往前多走了一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赵宋王朝真可谓时来运转——30年前，备受贬损：“守内虚外，积贫积弱”；30年后，博得赞美：“空前绝后，登峰造极。”宋朝顶峰论，据说出自史界泰斗。的确，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245邓广铭讲过：“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邓氏强调“历史不能割断”，既重视隋唐两代的“传承”，又在时间上严格予以限制，“截至明清之际”[2]416－423。至于陈氏的论断，只怕应当正确理会，不能无限引申。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 宋朝顶峰论的代表作，当推萧建生先生所著《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①。作者断言“中国文明的顶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并情不自禁地将宋代艳称为“大宋朝”。书中有关宋代的论述不无合理的内核，但渲染过分之处似乎较多。诸如：“宋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君子时代”；宋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社会，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社会”，是“一个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化社会”；其“开放程度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可比拟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不少结论性判断颇具颠覆性。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不乏同调。浏览网络，“宋朝是最好的朝代”、“完美无缺的朝代”，“是幸福指数最高的时代”、“没有文字狱的时代”，过甚之词不胜其举。当年王国维之次子王仲闻以“宋朝人”自诩，可谓寥若晨星；如今“希望回到宋朝”者，不计其数。既有“梦里回到宋朝”的文章刊布[3]，又有《梦回宋朝》[4]的著作印行。《回到宋朝当书生》、《回到宋朝当将军》、《回到宋朝当公主》、《回到宋朝当皇帝》、《回到宋朝当王爷》、《回到宋朝中状元》一类的网络小说，俯拾即是。甚至认为回到宋朝做“剩男”[5]、当寡妇也很幸福。唐朝宋朝，各有所喜。“希望回到宋朝”是各自的权利，他人无权干预。只是愚意以为，上述种种说法大抵出自对有宋一代历史的误读。人们难免会问：一家一姓坐天下的赵宋王朝果真那么完美吗？ 二 “没有‘量’，怎么‘计’” 足以为宋代顶峰论张目的数据莫过于：“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6]1；北宋有“2280美元的人均GDP”[7]。可是，这些数据均查无实据。英国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将宋代的人均GDP估算为450美元－600美元[8]20。我国已故知名经济史家吴承明、彭泽益对此均不表认同。吴承明认为：“在18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洲的GDP都无法精确计算，麦氏自己也说这只是guestimate(美俚语瞎猜)。”[9]“他高估宋代的经济成就，低估明代的经济发展。”[10]彭泽益“对麦迪森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认为：“因为对中国经济史上的数量资料就很难搞清楚，没有‘量’，怎么来‘计’呢？”[11] “没有‘量’，怎么‘计’？”前辈经济史家的这句话说得很中肯。在古代历史研究中，以例证为依据对研究对象作定性分析，其局限性之大显而易见。以数量为依据的定量分析使研究对象由模糊变清晰，由抽象变具体，其优越性不言而喻。然而史籍提供的数据本身就不甚可靠，研究者在换算、推算、估算的过程中又容易出错。笔者在采用数据时，就闹过笑话。为证明北宋“弱而不贫”，断言：“北宋疆土虽然狭小于唐代，但耕地面积比唐代至少增加600万顷左右。”[12]《宋史·食货志》载，北宋治平年间的天下垦田为“四百四十万余顷”，同时又说“赋税所不加者十居其七”[13]4166。于是，笔者便相信加上隐漏的垦田，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1460多万顷。按一宋亩等于0.9市亩换算，治平年间的耕地总面积为13.14亿亩有余。须知，北宋并非大一统王朝，其管辖区的面积不足300万平方公里，不到当代我国国土面积的1/3。眼下我国的耕地总面积不过略多于18亿亩，宋代竟高达13.14亿亩，这一推算显然有悖常理。葛金芳先生认为：北宋最高耕地总面积“可能接近800万顷”，南宋时期“当在600万顷上下浮动”[14]220。相比之下，这个估算要合理些。“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是句老话，然而古人的言论并非一概可信。至道元年(995)九月，参知政事张洎称：当今“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15]820。这分明是句模糊乃至夸张的片言只语，竟被解释为“宋朝的京城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并进而引申为“宋朝人均财富是汉、唐的十倍”，“两宋财富也许已经超过了秦、汉、晋、隋、唐、元、明、清这八朝的总和”[16]。这只怕也是个笑话。依据宋代史籍关于财赋收入的记载来估算宋代的财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宋人的统计采用不同名数相加的办法，往往以贯石两匹或贯石两斤等为单位。这种统计方法本身就很不科学。 《中国文明的反思》一书不时以数据说明问题，所用数据均有来源，只是个别数据仍有斟酌的余地。如作者说：“宋朝时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为4158斤，而在两浙、江东、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等发达地区，每个农民平均每年生产粮食为6930斤。”“再拿当代农业生产率来比较，1980年我国粮食总产为6363亿斤，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为3421斤，依然远远低于宋朝的农业生产率。可见宋代农业之发达。”然而这组数据出自推算，且有疑点。估算者在宣称“这的确是个令人惊异的成就”之后，又缺乏自信地说：“估测不会离谱太远。”[14]225－227这类有些“离谱”的数据，最好不予引用。又如作者说：“宋朝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很高。”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台湾经济史家赵冈有个估算：“南宋时的城市人口已上升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到了1820年，又降到了总人口的7％。”麦迪森对此已提出异议，认为其证据“非常单薄”，依据“缺乏严肃可信性”[8]18。再如作者说：北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居民也基本用煤作燃料。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火做饭取暖。中国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城市全部用煤的水平。”然而其主要依据无非是宋人庄绰《鸡肋编》里的一条记载：“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17]7750多年前，日本知名史家宫崎市定正是根据这条记载以及其它一些零星史料，证明宋代“煤之普遍使用”，发生了一场燃料革命，并以此作为宋代是“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主要依据之一[18]177－199。然而我国已故史家严耕望指出：“这项概括性的结论，诚然很动听，显得光辉有魄力；一般学人也多风从其说，以为定论。但仔细看来，不无问题。”严氏列举出若干反证，证明庄绰的记述“过分夸张”，“其实北宋汴京的燃料恐怕仍以薪柴为主，至少薪柴与石炭参半。”并告诫后学：“不要忽视反面证据。”[19]28－30庄绰这条记载又称：“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17]77恰恰表明，南宋都城临安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无煤可用，以致薪柴十分紧张。笔者当年虽然有所保留，毕竟大致相信了宫崎之说。近年读到严氏之书，才恍然大悟，宋代普遍用煤的结论是靠不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