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被公认为“批评的时代”，西方文学批评获得了新的高度的自觉，林林总总的思潮以各自的方式观照着文学。然而，文学批评究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却是一个很难一言以蔽之的问题。特里·库内曾经给美国的文化批评传统梳理了一条近代脉络，即1910年代的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和伯纳(Randolph S.Bourne)，1920年代的威尔逊(Edmund Wilson)，1930年代的纽约知识分子(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①尽管这条脉络略显单薄，却为纽约学派的文化批评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历史来源。“纽约知识分子分享了创建一种成熟而深邃的美国文化的目标，能够像欧洲文化那样既保留文化传统的丰富性，又具有艺术变革的清新气息。”②文化高于一切的理念，在纽约学派的文学批评中占据了上风。 纽约批评家虽然都不热衷于建构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甚至有意回避理论建构，但他们对文学批评所应承担的职责却表现出普遍的关注。在纽约批评家看来，文学批评不仅是对已有的文学现象的言说，还承载了相关的文学理论、政治诉求、伦理规范和宗教哲学等思想，尤其是承载了重大的文化使命。纽约学派努力让批评与文学平起平坐，而不只是为文学服务的工具。文学批评应该是批评家与作家、作品一起进行的精神创造活动，既是对文学创作的尊重、理解并使之对象化，又是充满论辩色彩的对话。正是在这种理解和论辩中，纽约批评家要引导公众，而不是代表公众。他们有着明确的使命感，即树立美国文学自身的现代传统。因此，文学批评理应成为文学运动的先导；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作用不在于证明一种现存文学的合法性，而是探讨并推进一种未来文学的创造。 一、涅奥普托勒摩斯的隐喻 纽约批评家最初都是大学体制外的文学编辑和自由撰稿人，对批评功能的认识是阿诺德式的，与学院派批评家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在他们进入学院体制之后，其早期的学术经历也奠定了后来的立场取向。美国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由于过分倚重工具性的形式主义技术分析，忽略了文学的人文内涵。纽约学派的文学批评却透过充分感性化的理性思维，产生了深厚的思想意蕴和人文魅力。《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1937年复刊所表明的立场，即“不束缚于一种指定的意识形态，也不束缚于一种指定的看法或技术”，③为纽约学派的批判性思考和观点的自由表达奠定了基调。这一价值结构在纽约学派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变化甚微。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1980年依然撰文强调，“批评家应该更关注变革文学而不是解释文学——也就是说，应该更关注文学价值观而不是解释学”。④ 威尔逊⑤的批评思想中就明显存在着一个“走出(Exodus)”的重要意象，即“从个人走向群体，从小圈子走向公众，从格林威治村走向美国的现实社会，从阿克瑟尔的城堡走向历史的大舞台”。⑥他在《菲罗克忒忒斯：创伤与神弓》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古希腊戏剧《菲罗克忒忒斯》⑦的寓意，指出作为艺术家的索福克勒斯就是一个在病痛困扰下失去理性而胡言乱语的菲罗克忒忒斯。⑧“创伤”与“神弓”分别代表了人类道德上的弱点与意志力，二者在这里呈现为一种并列关系，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排除另一方的存在。如果说菲罗克忒忒斯隐喻了艺术家，神弓代表着艺术家的天赋和抱负，渎神而遭蛇咬表现了艺术家的先知先觉及其与时代的冲突和格格不入，脚疾象征着艺术家不为公众所理解的敏感和痛苦以及公众对艺术家的排斥，荒岛彰显了艺术家自我流放的姿态及其与公众之间难以跨越的距离，⑨那么，涅奥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的存在则极好地诠释了威尔逊心目中理想的批评家形象，即在特定文化语境中艺术家、文学文本和公众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发挥着艺术家的同情者，以及艺术家个人和公众之间矛盾调停人的双重功能。 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虽然并不认为菲罗克忒忒斯的故事解释了艺术家力量的来源，却也承认这一“道德神话(moral myth)”隐喻了“我们在通常的事件中应有的正当行为”。⑩他在肯定福斯特作为一个印象式批评家的价值时，强调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个人感悟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不会制造混乱。即使批评家没有专门把这些感悟系统化和规则化，它们自身也遵循着批评家的个性，而批评家的个性则与那些更加有规律、更加明确的愿望和目的有关。一个好的批评家，不仅仅是由洞察力所造就的，也是由信念所造就的。批评家虽然不会把个人感悟转化为铁的定律，却会把它们归属于使其聚集在一起，并且对其产生有利影响的信仰、传统和理想。(11)这样的批评家才能既表达对文学的独立思考，又保持对文学的敏锐感受，才能拒绝文学批评的专业化和“标新立异”的诱惑，不至于沦为工程师和预言家。 卡津(Alfred Kazin)则提出，由于美国文学的主流就是努力创造一个真正民族的文学，实现广泛的民主，“美国的批评——时而担任了天才的接生婆的工作，时而对国民的风度发出了公意的责备——企图团结美国作家，使服务于一个或别个必需的理想”。(12)菲利普斯和拉夫(Philip Rahv)在谈到革命文学1933-1934年在美国的迅猛发展时，特别指明此时的批评“不仅包含通常的形式分析，还涵盖了在组织和编辑方面对革命文学的总体引导，以及作家对自身和他人的批判态度”。(13)鉴于美国批评界只是间或有一些文章能够帮助作家和读者，而在总体上没有把这样的理论著作置于讨论的中心，因此，他们强调批评家最需要恢复自己在文学事件中的参与者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