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丝·伊利格瑞的阴性女性理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于文秀,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艺术学院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义理论大致经过三个阶段:批判检视西方传统哲学同一性逻辑护佑下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建构阴性女性思想,倡导新型的两性关系。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最有实力的理论家,她的理论不仅影响波及面非常广,而且也产生了多重意义,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精神分析学派学说的思想内蕴,而且对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意义深远,同时对于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当代文化批判理论和各种批评思潮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2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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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当代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在社会政治运动层面和思想文化领域,皆出现多种流派和多位风云人物。如果说美英形成了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心阵营,那么法国则是女性主义的理论重镇。在这个理论重镇中最有影响是埃莱娜·西苏、露丝·伊利格瑞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其中,西苏主要的身份是作家,克里斯蒂娃的主要影响和建树是文学批评思潮,露丝·伊利格瑞则是一位重量级理论家。在当代众多女性主义理论家中,她的理论被公认为是最具哲学深度的,同时也是跨学科最多的、视野最为开阔的。她注重从传统的哲学形而上学的角度来检视和批判父权制文化和思想体系,形成较为系统并独树一帜的阴性女性理论。

      一、以精神分析为底蕴的多种思想资源

      在女性主义理论家中,伊利格瑞的独特之处表现在理论视野的开阔性和思想资源的丰富性。其思想资源主要有三个方面: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思想、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

      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影响广泛,可以说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者都受其影响。伊利格瑞初出茅庐时曾经非常想得到波伏娃的理解和支持,她把自己被精神分析学派视为异数的博士论文送给波伏娃,热切期盼回应,尽管并未如愿,但在谈到波伏娃时依然承认她的巨大影响力:“有哪个女人没有读过《第二性》呢?有哪个女人不为之动心呢?又有哪个女人不是因为读了它而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呢?在我们的世纪中,她是最早提醒我们女人所受到的剥削,她使那些有幸读过她的书的每一个女人都感到不那么孤立、感到更需要抗争。”①

      伊利格瑞对波伏娃思想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他者”理论上。波伏娃的“他者”理论不仅有着存在主义的哲学底蕴,而且还有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批判性借鉴。她认为,男人将“男人”命名为自我和主体,而将女人命名为“他者”。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父权制文化和社会制度建构和塑造下后天变成的。女人不应是客体和自在的存在,即第二性,她也是主体和自为的存在。女性应该通过诸如工作、从事精神活动、参加社会变革运动和拒绝异化等实现对第二性的超越。波伏娃把女人看作文化建构的产物,这是富有创见和启示意义的,不仅直接启发了社会性别理论的形成,而且他者范畴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伊利格瑞直接承袭了这一范畴,比如她的博士论文《他者女性的反射镜》,并予以拓展,融入了后现代的思考。

      在波伏娃那里,他者含有一种贬斥和压迫的意味,认为他者和内在性是消极和应该克服的,但以伊利格瑞为代表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愿意坚守他者立场,并从差异的角度坦然接受,没有将他者视为女性应该超越的困境,而是认为他者性亦是一种存在方式、思考方式,因为它使多样性和差异性成为可能。在伊利格瑞那里,他者范畴被从波伏娃的他者所在的二元论的等级框架中解救出来,放置在差异的语境中,解构二元对立,建构女性主体身份和主体性,并以此为阵地,展开对主流思想和话语的批判。

      在解构等级、去除中心这一点上,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解构理论不谋而合,解构理论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特里·伊格尔顿曾做过十分准确的评价:“因为在后结构主义企图消除的所有二元对立当中,男女之间的等级对立也许最为严重。当然,这种对立看来是最持久的: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不是人类的整整一半被作为有缺陷的人和异己的下等人而遭到排斥和压制。这一令人惊愕的事实当然不可能被一种新的理论技巧纠正过来;但是,尽管从历史上说男女之间的冲突再真实不过,但现在却有可能看到这种对立的思想意识为什么包含着一种先验的错觉。”②伊格尔顿所说的“先验错觉”始作俑者即是解构主义所指向的二元对立观。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所秉持的消除中心、标举多元与差异的思维方式,对志在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主义文化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正像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伊里格芮可以说是一个持异见的拉康派精神分析学家,而她对精神分析学理论所作的女性主义修正及她的‘女性风格’与德里达的解构论又是密切相关的。”③

      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反对西方的传统理论和语言模式,认为生活与语言中的秩序都是被强加的结构,明确批判西方文化的三大特征,即理性中心主义、菲勒斯中心主义和二元论,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对意义的探究都遵循这三种模式。德里达认为这种意义的寻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思维活动是一种单一性的假定,应该从这种中心化和二元对立论中解放思想。对此,德里达自造了“延异”理论,以消除中心化理念的困扰。这种具有颠覆性质的理论对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德里达等人多次提到语言将“女性气质”排除在外的论断,触动了她们的理论思考。德里达从解构的立场出发对女性的论述充满同情:“没有关于女人的本质,因为女人已经脱离,从其自身脱离了出去。从无尽的、无底的深处,她淹没了所有的本性、所有的同一性、正当性和特征。哲学论述的创始者对此一无所知,就注定了要迅速走向毁灭。没有关于女人的真理,就因为这种和真理的隔若天渊,这种非真理,正是‘真理’。女人是真理的非真理的别名。”④“后现代女性主义立即拿来这个新术语为己所用。她们认为,如果说她们同意什么的话,她们同意的是,正是女人、他者、女性,这一切一直没有得到讨论,她们沉默无语,陷入了语言和现实之间的空虚,现在是让她从这一深渊浮出水面的时候了。”⑤

      在各种哲学流派中,对思想、身体和语言之间关系探索得最为彻底的是精神分析学。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精神分析对女性主义有着非常大的启示和理论支持,并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最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同时,女性主义对精神分析学的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清醒的批判和摒弃。这在伊利格瑞的理论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如此,伊利格瑞才被拉康无情地驱逐出精神分析学派,并失去巴黎第八大学的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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