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汉对音和两晋南北朝语音

      两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正处于汉语上古期向中古期转变的过渡时期。汉末社会动荡分裂，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又陷入南北分裂的格局，中国北方经历十六国割据、北魏独大，又分裂为东魏、西魏、继之以北齐、北周；南方则经历东晋、宋、齐、梁、陈的轮替，其间南北方又互相冲突，战乱不断。三百年间，汉族和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等各族在动荡冲突中逐渐融合。民族的融合，带来语言的巨变。汉语的语音系统，也从上古音转变为中古音。

      研究汉语上古音，以往我们主要依靠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韵文的押韵和汉字的谐声系统；研究中古音，我们有《切韵》一系韵书和其他反切资料作为根据。因此，汉语语音史的研究，首先在上古音和中古音的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诗经》音跟《切韵》音有不小的差别，这两个语音系统之间还存在一个空白，其间的转变过程，我们还不是十分清楚。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缺乏赖以研究的语言材料。南北朝虽然是“韵书蜂出”的时代，但是《切韵》之前的韵书，大都散逸了。

      上世纪70年代末，俞敏先生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开启了研究上古、中古转变期语音情况的一条新路。从后汉三国到隋唐，正是佛教传入、发展、繁荣、走向鼎盛的时期，这个时期佛教文献的翻译，给我们留下大量的梵汉对音资料，这正是记录这一时期语音的最好载体。用梵汉对音材料研究汉语语音的好处和局限，俞敏先生和其他学者已经有了很多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在这里我们主要想把此前已经分别讨论过的内容综合起来，并且把它们放在汉语语音史的格局中，看看两晋南北朝的语音是如何上承上古音，特别是俞敏先生《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所揭示的后汉三国时期的语音，下启《切韵》系统所代表的中古音，特别是梵汉对音所揭示的隋唐语音的。

      一、声母系统的演变

      上古的声母系统，诸家所构拟的声母数量、声母类型都有出入，特别是上古汉语中有没有复辅音，对立的意见甚至势同水火。但是俞敏先生《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所揭示的上古末期的汉语声母系统，已经清清楚楚地显示，此时的汉语声母系统中，已经只有单辅音声母。

      后汉三国时代的汉语声母系统如下（俞敏1979/1984）：

      

      这个声母表中，没有“非敷奉微”和“知彻澄娘”这两组音，正符合钱大昕所谓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的上古声母观；也没有“日”母，符合章太炎“娘日归泥”的上古声母观。此外，也没有“章”组即“照3”组声母。

      

      “舌上音”组声母、“日”母和“章”组声母的产生，标志着上古声母系统开始向中古声母系统转化。这一变化为后来北方十六国时代和北朝时代的声母系统所继承，也为后来东晋和南朝的声母系统所继承，一直传到隋唐而没有变化。

      但是，“泥”母和“娘”母西晋时并没有分开。十六国时代，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八佛论字本一节，将梵文译为拏，以区别于na那，可见两纽已经有了分别。但是鸠摩罗什对音中两母不甚分别。似乎这两个声纽的分化还在进行之中。到北朝时，“泥”“娘”两母大体分开了。而在南方，东晋时“泥”“娘”两母已经分开了。在“泥”“娘”分纽这一点上，南方的变化领先于北方。

      来母的读音，在早先的音韵学界一直认为就是l-。但是从后汉三国时代起，来母字兼译梵语的l、r，西晋如此，十六国时代如此，北朝也如此；南方的东晋如此，南朝梁也如此。这就让人踌躇，来母到底是l还是r。一种看法是汉语没有r声母，拿来母对r是近音替代。另一种看法是汉语上古音有r声母，李方桂、邢公畹认为上古是r，包拟古、郑张尚芳认为上古来纽是r。假定来纽上古是r，那么后汉以下来纽译r是它的本音，译l倒是近音替代了。从后汉以下，译梵语组辅音的，常常混有来母字，r的卷舌音色容易解释这一现象。但是，看来来母在南北朝时正在向l转变。在鸠摩罗什所译的《大智度论》卷四十八佛说四十二根本字，以“罗”字译ra（罗阇rajas秦言垢），以“逻”字译la（逻求laghu秦言轻）。相比之下，“罗”字较为常用。所以我们认为在鸠摩罗什那里，来纽似乎更倾向于r。在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卷八佛论字本一节中，梵文ra译“啰”，la译“罗”。“罗”字比“啰”字常用得多。我们知道，六朝以下经师译经时常常用加口字旁来表示不常有的音，全真《悉昙次第》这样为啰字注音：“罗字上声兼弹舌呼之。”谢灵运在描述这个啰字时说：“此音旧反‘荷罗’，今谓‘来家’反。”所谓“荷罗反”，只是帮助那些不会发“弹舌”音的人学习发此音的权宜说法。到唐代玄奘译音也是如此。可以知悉南朝以下来纽清清楚楚地是l而不是r了。然则十六国时期正是来纽音值转变的关键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