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上古介词“于”用法的演变

      

      各家的说法单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用例看，都有一定道理，而对同一现象发生诸多分歧的根本原因往往是把不同质的东西杂糅在了一起。实际上，介词“于”用法的发展变化与句中动词的类别问题是分不开的。我们通过上古言说类动词的全面测查发现，从上古前期到上古后期，言说类动词由“V+于+G”演变为“V+G”是一种大趋势。虽说部分介词（如“于”）的使用总趋势是逐渐减少⑦，但是对相关情况还是应该作具体分析的，有时，即使同类动词，具体个体的发展变化也会有所不同。本文主要以言说类动词“问”（询问）、“告”（告诉）和“谓”（意指）为例来探讨介词“于”的相关问题。

      一、从“问”来看

      从语义结构看，“问”属于三目谓词，它在句中可以带有三个基本项：施事（问者）、受事（问的内容）、关系对象（问的对象，即需要回答的人）⑧，分别用R、N、G来代表，从语义上说，R、N、G三者都是必有项，但是在实际句法结构中，有时三者都出现，有时只出现两个或一个。这三个基本项的历时变化情况也不一样，本文只探讨与介词有关的G（关系对象）的变化。

      有关G的情况要复杂些。G表示关系对象，由人（或相当于人的物）来充当。一般地说，出现“问”的关系对象的句子结构主要有下列几种：

      S1.问于G，如：“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论语·颜渊》）

      S2.问G（N），如：“妾怪之，问孔成子。”（《史记》卷三十七）

      S3.问于G曰N，这里N是直接引语，实际是S1的另一形式，如：“哀公问于有若曰……”（《论语·颜渊》）

      S4.问G（曰）N，实际是S2的另一形式。如：“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史记》卷四十七）

      S5.问N于G，如：“叶公问孔子于子路。”（《论语·述而》）

      实际上，主要也就是S1、S2、S5三种样式，因为S3和S4是S1和S2的变化形式。根据我们的观察发现，这三种样式的变化情况如下：

      总的来说，S1有逐渐向S2演变的趋势。也就是说在上古前期，以介词引出关系对象为主。仅举《论语》中的例子，如：“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太宰问于子贡曰/哀公问于有若曰”等。到上古后期变成了“问”带关系对象为主。详细情况见下表：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早在《左传》和《论语》中就已经出现了“问+关系代词”的结构，但是细一分析，我们就发现这些关系对象都是代词“之”充当，没有出现名词做关系对象的用例。如：

      例（1）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论语·宪问》）

      例（2）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左传·襄公四年》）

      例（2）在《国语》中记载此事的时候，“问之”作“问焉”，正说明《左传》中的“之”是代人，而不是代事，是问穆叔为什么这样。

      也就是说，两周春秋时期询问义动词“问”，当关系对象是由名词人（或起人的作用的名词）来充当，一般用介词引出关系对象，但是当关系对象由代词“之”代替时，就可直接放于动词“问”之后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上古前期S1和S2并存。

      《国语》中不需要介词引进的名词关系对象已经开始出现了（共出现了5例）。

      战国、两汉时期，“问”的关系对象绝大多数已经不用介词引出了。《左传·僖公四年》的“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同样的内容到《史记》卷三十二中变成了“昭王之不复，君其问之水滨。”《史记》已经有明显的趋势，不再介引关系对象了，“介引”的18例中或是引用前代文献，或是叙述前代旧事，是传统习惯用法的延续。

      那么汉语史中发生这种演变的原因是什么呢？结构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某个部分变化，常常和别的部分相关联。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可以找到原因的。“一个词经常同某些词语结合则有可能把这些词的内容压缩到该词的意义之中”，“词的潜在搭配有理由看作词位意义的一部分。”⑨

      根据马丁内提出的语言经济原则，在言语交际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完成交际任务的前提下采取消耗力量更小的语言形式，这是由人的生理和精神上的惰性造成的。⑩这种情况可能是语言的经济原则在起作用，使语言的表达更经济。

      “问+介+G”这种结构的频繁使用，出现在这一结构中的介词常常又是介词“于”，所以导致“于”的内容压缩到“问”之中了，即“问于”=“问”了。这样我们才能对S1的结构变化情况予以理解。这样，两个词的用法变成了一个词的用法，确能体现语言的经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