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英语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汉语中吸收了大量的英语借词，而且在词法和句法层面汉语语法规范也受到冲击，并出现了语言变异现象。有些语言变异已经或正在逐步扩散出去，甚至变成有序的变异（orderly heterogeneity），即通常所说的欧化语法（吴东英2001）。谢耀基（2001）提出最明显的欧化语法现象是“被”字句广泛使用。“被”字句一直是语法学者关注的语言现象之一。语法是否可以借用，仍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尽管Thomason & Kaufman（1988）的“借用无条件说”有许多拥护者，但仍有许多学者认为语法或句法借用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几乎不可能（King 2000）。这些学者把语言接触引起的语法变化看成是词汇和语用的借用，是应语言内部压力调整而引起的句法变化。本研究将采用可比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基于社会语言学变异观（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的理论框架，运用历史语言学的对比分析法，对“被”字句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据此验证英语和汉语作为非同一语系的语言，语法借用是否可以实现。 2.研究背景 2.1 “被”字句的用法变异 王力（1942/1985：88）认为：“被动式所叙述，若对主语而言，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如受祸，受欺骗，受损害，或引起不利的结果等等”。因此，现代汉语中“被”字句的语义表达功能和使用频率都较为有限。王力（同上：352）和Kubler（1985）先后指出，受英语影响，如意的事或企望的事也用“被”字句表达。饶长溶（1990：84）指出：“有些‘被’字式表示为非不如意的用法，可能是受印欧语和翻译作品的影响，近些年来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甚至有些人有时直将‘被’字式当作单纯表被动的格式来使用”。谢耀基（2001）、郭鸿杰（2005）的研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了“被”字句的使用似乎不再囿于汉语传统语法的束缚。 Peyraube（1989）指出汉语被动句历来就具有3种语用意义，古汉语中被动句表示中性、积极意义并非例外。据此而论，现代汉语中被动句表示“非不幸义”的现象并不是欧化的结果，而是对汉语被动句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语义继承（刘世儒1963）。邢福义（2004）把表示积极意义的“被”字句称为承赐型“被”字句。这类“被”字句在古代典籍中就有，促成承赐型“被”字句在现代汉语语法系统中发展成型，既有社会发展的因素和使用者的心理因素，更有语言自身的因素。 “被”字句语义和频数的变化，是语言接触的影响，还是语言自身发展的原因？一方面不能因为在古汉语或早期现代汉语中找到一些“被”字句，就以此否定语言接触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因为“被”字结构在语义功能、使用频率等上出现不同就认定是语言接触的影响。 2.2 语言接触引起语言变化和变异的判断标准 语言接触是否会引起语法变化争论的核心就是判断标准的问题。根据Poplack & Levey（2010）的观点，判断一种语言现象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必须符合三个原则：（1）共时比较原则：确立汉语和源语英语存在类似的语法结构，是判断语言接触引起语言变化的前提。（2）历时对比原则：把未受到语言接触影响的传统汉语语法作为参照点，然后和汉语新兴语法现象进行比较，观察某语言现象在语言接触之前是否已存在。如果出现语际间的巧合性（interlingual coincidence），就需要比较新兴语法结构和作为参照点的语法结构的语法制约性。如果不一致，则有可能是语言接触导致的结果。（3）制约机制原则：比较新兴语法结构和源语英语中相应的语法结构的语法制约性。如果一致，说明新兴的语法现象是语言接触引起的。 总之，如违反上述三条原则中的任何一条，就不能断定语言变化和变异是由语言接触引起，我们只能从语言内部或者其他语言外部因素来寻找语言变化的原因和机制。 2.3 语言接触研究的变项规则分析法方法框架 以往汉语变化和变异的调查研究多采用频数统计和百分比计算的方法（贺阳2008）。然而这两种统计方法显然不能探寻出语言选择背后的制约因素。这就需要运用统计的显著性、相关性、制约性来分析。因此，汉语中的欧化语法和英语中相应的语法结构是否存在相同的制约机制，是本研究拟突破的一个重点。变异语言学范式下的变项规则分析法（VARBRUL analysis）为语言接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定量技术参数（Poplack & Levey 2010）。该方法适用于多种环境因素同时影响交替出现的不同语言变式抉择的情况，并能够计算出各个制约因素的影响强度，从而遴选出对语言变式有显著制约作用的因素（徐大明2006）。 3.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文拟提出4个研究问题：1）汉语被动句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变化如何？2）“被”字句的语义韵、句法功能、语用特点、语音特征等有何变化？3）“被”字句的变化和变异是不是英汉语言接触的结果？4）“被”字句在原生汉语和翻译汉语文本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