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的可能进路：索绪尔和乔姆斯基所带来的方法论启示 吕长竑 本文通过对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理论建构过程的分析，揭示了二人在语言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共性，即对研究对象的理想化和同质化，并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个共性问题的合理性进行了阐释。本文认为，重视形式理性、运用宰制式建构和具有可检验性前提是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理论所体现出的科学方法论上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为语言研究的可能进路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借鉴，特别是不同语言学家对下面几个问题的回答更值得借鉴：语言的基本单位和结构是什么？语言的哪些方面应当着重研究？哪些方面较为次要？应该推崇或摒弃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国外社会科学》，2012.3.64～71 再从语言工程看汉语词类 宋柔/邢富坤 本文从语言工程的视角讨论汉语词类问题，主要考察现行主流词类系统用于词和词例的词性标注的可行性。文章说明语义对于汉语词类体系有基础性作用。文章特别指出语法功能分布有词例分布和集合分布之区别。词例分布指的是根据词例在语境中的句法角色决定它的词性，而集合分布指的是词例的词类性质取决于它同形同义的词例的集合。汉语词类划分标准大体上是依据集合分布法制定的。本文分析了集合分布下兼类处理中的一些问题，从逻辑语义和实践操作的角度说明集合分布法无法用于词例的词性标注。本文进而指出汉语词类划分与同一性认定难分难解，导致汉语词类划分操作的主观性。本文特别指出汉语词例的同一性区分中经常出现一种两可性歧义，这种歧义无法消除也不必消除，但它与词性标注的目的是冲突的。本文最后列出了一篇例文所涉及的词和词例的词性标注的疑问指出。 《语言学论丛》，2011.第44辑.141～184 古籍数字化中的汉字信息处理 胡佳佳 古籍数字化是先代文明走向现代、得以传承应用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此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其载体——汉字的信息处理问题。汉字字体有甲、金、篆、隶、楷等差别，加上后世的转写，产生了异体、异写、同形等一字多形或多字一形的现象，并在古籍中大量使用。而目前的信息交换用标准汉字编码字符集只负责收集字形，除非以人工标示为同一个字，否则计算机无法辨认不同编码的各种字形间的异同关系。要解决这一问题，除了不断对字符集中的字形进行大量的整理和规范外，在字符集的设计中也需要有一种可扩展的机制来反映同一个字的各种字形间的对应信息。Unicode作为国际统一编码字符集所具有的优势使其成为古籍数字化中的首选字符集。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1.第8辑.163～173 翻译中的西方主义 ——以18—19世纪中国的政治、外交文献翻译为例 蒋骁华 西方主义一般有两重含义：一是对“西方世界”的成见，如认为“西方世界”是一个丧失人性的（de-humanizing）的世界等。此含义下的“西方世界”包括欧美及所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这种成见主要存在于伊斯兰世界。二是指西方或非西方世界产生的意识形态或理念。此含义含正反两个方面：正的一面指“亲西方、美化西方”的理念；反的一面指“排斥西方、贬损西方”的理念。本文以18—19世纪中国的政治、外交文献的翻译为例，探讨并总结了中国翻译中的“贬损西方”和“美化西方”的西方主义现象，认为“贬损西方”是因为中国数千年形成的“天朝上国”心态、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及对西方的“他者”想象；“美化西方”是因为后来对西方的认可和真诚赞赏。本文还认为，其它“东方”国家（如印、日等）的翻译中也存在着西方主义现象。 《中国翻译》，2012.2.32～3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