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乞大》诸版本看14至18世纪汉语“儿”尾的发展

      一、引言

      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儿”既可以表示独立的“儿”音节，又可以表示“儿”化韵，二者都有明显的卷舌音色，其区别在于“儿”化韵仅仅在前一音节末尾添加一个卷舌音色，不独立成音节，而“儿”音节的卷舌音色单独构成一个音节。造词时，“儿”音节经常被用作后缀①如“，而“儿”化韵往往被用来区别意义和词性，这可以看成是一种音变造词的手段，②如“”，书面上通常用下标的小字表示。从汉语史来看，“儿”缀至少在唐代就产生了，到宋元才较为普遍，且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中；“儿”化韵则是在明代中期以后产生的，③在这一时期以及之后的文献中，两种性质的“儿”才开始并行使用，它们在书面上都可以记作“儿”，所以分辨它们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学者们通常用“‘儿’尾”来统一称说近代汉语书面语中两种性质的“儿”，本文将沿用这个说法。

      《老乞大》系列版本横跨了从元至清中前期四百多年的时间，其语言反映的是14至18世纪北京地区人们使用口语的情况。据汪维辉先生的考证，四种版本的大致时代是：《原本老乞大》（约1346年）→《老乞大谚解》（约1483年）→《老乞大新释》（1761年）→《重刊老乞大》（约1795年）（以下分别简称《原本》、《谚解》、《新释》和《重刊》），这正是“儿”缀不断发展，“儿”化韵逐渐产生的一段时期。其中《原本》和《谚解》大约产生于元至明初，它们比“儿”化韵的产生要早二三百年，其中的“儿”尾应该是词缀；《新释》和《重刊》大约产生于清中前期，它们的出现要同时或稍晚于“儿”化韵的产生，其“儿”尾的性质需要进一步分析。由此推测，《老乞大》不同版本中的“儿”尾极有可能反映14至18世纪汉语“儿”尾的共时存在状态和发展变化规律。这一点本文将主要通过对《老乞大》四种版本与“儿”尾相关的异文的比较来探讨。本文关于《老乞大》和《朴通事》系列版本中的语料均来源于汪维辉所编《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

      二、《原本》和《谚解》中的“儿”尾

      《原本》和《谚解》相距仅一百年左右，二者故事情节相同，文字改动不大，《原本》中的“儿”比《谚解》要多出几个，其余都完全一致。我们首先从《谚解》入手，最后补充说明《原本》中的“儿”尾。《谚解》中共有135个“儿”，其中“儿马、男儿、女儿、汉儿”中的“儿”，意义实在，是词根，其余131个“儿”是词尾，它们出现在62个词中，后者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这些“儿”尾全部都出现于名词性或量词性的成分后面。它们在《谚解》中的构词规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音词根后带“儿”尾构成派生词的情况；另一个是“儿”尾进入复合词结构的情况。

      先来看“儿”尾构成派生词的情况。这种构词法唐代就已出现，到了宋代已经比较普遍，这一时期“儿”尾主要加在表动植物的词素后面（如杜甫《水槛遣心》“细雨鱼儿出”），到了元末明初，除了表动植物的词素后加“儿”尾外，其他名词性和量词性词素后面都可以加“儿”尾，而且其数量要超过表动植物词素后加“儿”尾，占有优势地位，《谚解》中“儿”尾的这三种用法都出现了，它们有：表动植物的名词性词素+“儿”尾：牛儿、鸡儿、枣儿、梨儿；其他名词性词素+“儿”尾：馅儿、甑儿、襟儿、袴儿、筐儿、铃儿、瓢儿、褶儿、锥儿、罐儿、卓儿、槽儿、丝儿、肚儿、房儿、井儿、句儿、盏儿、锅儿、路儿；量词性词素+“儿”尾：片儿、锭儿、分儿、盒儿、口儿、顿儿、棚儿、些儿、遭儿、家儿。可见，14到16世纪“儿”尾已经融入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中，其构词能力不断发展，是一种极其有活力的构词手段。

      《谚解》“儿”尾的活跃程度和构词能力，还可以通过对一个词根加“儿”尾成词和不加“儿”尾成词两种情况的比较体现出来。这共有两种情形：

      第一，一个词根在《谚解》中加“儿”尾和不加“儿”尾都能独立成词，加“儿”尾和不加“儿”尾其词义一般都相同。这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不加“儿”尾成词的频率要高于加“儿”尾成词的频率。这共有9组，它们是（每词后圆括号中的数字为其出现次数）：些（62）—些儿（2）、家（16）—家儿（1）、井（10）—井儿（1）、句（5）—句儿（1）、遭（4）—遭儿（1）、盏（6）—盏儿（1）、锅（5）—锅儿（2）、路（9）—路儿（2），如：

      

      2.加“儿”尾成词和不加“儿”尾成词的次数基本相同的情况，这种情况共有6组，我们发现仅有1组加或不加“儿”尾意义完全相同：房（2）-房儿（1），例如：

      

      其余5组加或不加“儿”尾意义有所不同，它们是：口（2）—口儿（1）、丝（2）—丝儿（1）、肚（2）—肚儿（1）、顿（2）—顿儿（1）、棚（1）—棚儿（1），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