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语中有一种较常见的“P+可+VP”结构（以下简称“‘可’字句”），其中P代表受事类论元，如： （1）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左传·隐公元年》） （2）桂可食，故伐之。（《庄子·人间世》） 对于这类“可”字句的性质及其中“可”的功能，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被动”说。马建忠（1983：164、183）指出“‘可’‘足’两字后动字，概有受动之意”，即认为该结构中的动词有被动义。但这一观点有不少学者反对，如高名凯（1948：402-403）、王力（1980：419-420，1989：274）、洪诚（1958/2000：114）、姚振武（1999：45）、刘承慧（1999：574）等。 二是“中动”说。董秀芳（2005）提出，上古的“可”字句可以看作中动态，但她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证。① 三是“减价手段”说。刘丹青（2008：436）指出上古汉语的助动词“可”具有减少配价的效果。 本文将借鉴原型及物性理论，从句法和语义特征上对先秦汉语“可”字句进行分析，从而证明“可”字句是一种中动句式，其中“可”是中动标记。文章以《左传》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也利用到其他先秦文献。 一、先秦“可”字句的句法特征 Givón（2001：109）指出，语义及物性和句法及物性之间存在原型投射关系，原型及物小句是原型及物事件的句法投射，其中，原型及物事件的施事充当原型及物小句的主语，受事充当直接宾语。因此，原型及物小句具有如下及物句法特征：主语由原型施事充当，宾语由原型受事充当，谓语动词为及物动词即二价动词。下文表明，先秦“可”字句在上述几个方面都表现为原型及物小句的“镜像”，即：主语由受事类论元充当；动词一般不带宾语，且施事在句法表层不出现，谓语动词的现实句法价由二价减至一价，或由三价减至二价。② 1.主语由受事类论元充当 先秦“可”字句的主语为动词的受事或受事类论元。试比较由同一动词构成的“可”字句和一般及物句： （3）a.宋师不整，可败也。（《左传·庄公十年》） b.公败宋师于乘丘。（《左传·庄公十年》） 例中“败”用作“使败”义的及物动词，a句受事“宋师”充当主语；b句带施事“公”和受事“宋师”两个论元，受事作宾语。 “可”字句的主语必须为受事类论元，这是先秦汉语一项重要的句法限制和规则，基本没有例外。对于个别例外，学界一般解释为助动词“可以”的省略。（详王力1989：243；朱冠明2008：155） 2.施事在句法表层不出现 被动式的语义场景中包含施事和受事两个参与者，但施事的句法实现具有可选性，或表达为旁格成分，或省略不出现。而先秦“可”字句中，句法表层只出现受事一个论元，施事不论是作为核心句法成分还是旁格成分，都从不出现，且无法添补出来。我们认为，“可”字句中施事的缺省是由语用原因造成的：一是施事具有泛指性特征；二是句式的语义重心在受事，从而导致施事在语用上显得相对不重要。 3.动词的句法价必须为二价或二价以上，且在该句式中减少一个配价③ 一方面，“可”字句必须应用于句法价为二价（或二价以上）的动词（参Pulleyblank 1995：25）。例如，对于“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论语·述而》）句中的动词“逝”，何晏注“逝，往也”，“往”义的“逝”为一价动词，似乎违背了这一规则。但俞樾《群经平议》则读“逝”为“折”：“‘逝’与‘折’古通用。君子杀身成仁则有之矣，故可得而摧折，然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故可折而不可陷。”可见这里“逝”还是及物动词的用法，符合“可”字句对谓语动词的配价要求。④ 又如，不及物动词若用于“可”字句，必须先使句法价增至二价。如“怒”为一价不及物动词，在例（4a）中句法价为一价。当它应用于“可”字句时，则只能理解为使动用法，句法价先增至二价，但由于“可字句”的减价作用（参刘丹青2008：436），在例（6b）中“怒”最终实现的句法价还是一价（未带宾语）： （4）a.公子怒，欲鞭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b.齐帅贱，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国不可怒也。（《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4.助动词“可”具有完句功能 孙志阳（2006：54-55）发现，《左传》中“弑、除、鞭”等动词，其受动用法仅见于带“可”的句子。李佐丰（2003：33-34，37）也指出，直接宾语转换为主语一般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增加某些词语，包括否定副词、“见”、“于”等被动标志、动词前的“难、易、自、相”等。我们认为，助动词“可”也属于主宾语转换所需的添加成分。因此，至少对于先秦部分动词的受动用法来说，“可”表现出明显的完句功能，这也使得“可”字句的基础动词相较于一般受事主语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二、先秦“可”字句的语义特征 “可”字句在语义上有两个特点，一是表达的不是特定的事件，二是表达受事主体的潜能性。 1.非事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