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语言学史是以探究汉语词义为中心的，但传统的探究多表现为文献释义或词义纂集，虽然涉及形义关系、音义关系，但不太注重义义关系，因而除了雅书基本按事类纂集词汇、声训基本按音义系联同源词外，很少描写、展示汉语的词义系统。直到近代的章太炎、黄侃，用“变易”与“孳乳”的规律系联字词，意在“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①，也仍然没有摆脱“形义”、“音义”关系，所求到的系统只是局部的“同源字”、“同源词”系统，并非整个汉语词汇的意义系统。 王宁先生在总结传统训诂学有关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明确提出“语义中心论”，并以建立词义系统为目标，提出一系列词义分析方法，汉语词义系统的探究才步入科学轨道。王先生认为：“语义中心论建立在语义独立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必然是实词的词汇意义自成系统。”“同一种语言的意义之间互有联系，或处于级层关系，或处于亲（直接）、疏（间接）的关系，词汇意义的演变牵一发而动全局，首先是自身的系统决定的。”②这就揭示了词义系统的本质，并使词义系统的研究真正摆脱了文献和形、音的局限。根据我的理解，王宁先生一系列论著中体现出来的词汇语义系统理论包括以下具体内容或观点：（1）词的意义的认知具有社会性、经验性和民族性，而不能一概用逻辑规范；（2）多义词内部各义位之间的语义关系及其引申变化规律可以科学分析；（3）词义的确定和分析应该建立在训诂材料的基础之上，词义的内部构成应该采用传统训诂学的“一分为二”的义素分析法；（4）词汇意义是成系统的，词义系统具有共时性和层级性；（5）汉语词汇的发展具有原生、派生和合成三个阶段，原生阶段的词语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总体上是约定俗成的，但派生词和合成词是有语源和理据的；（6）个体词的语源义或构词理据对共时词义系统有影响；（7）词汇意义系统的描写要以词项和义位做单位，相关的词项和义位构成网状联系；（8）词汇意义系统可以分类、分角度进行多方面的描写，但这些描写是局部的，它们可以证明词汇意义总系统的存在，但难以展示词汇意义的总体面貌；（9）词汇意义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表现为累积律、区别律和协调律；（10）词汇意义系统是独立的，不依赖语法形式而存在。 王宁先生指出：“中国训诂学最核心的语义观，是语义系统论，也就是说，词汇的意义存在一种有层次的关系，观察意义和解释意义，都要放到这个网络关系中去才能够保持客观，也只有有了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词汇语义学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不附庸于语法学。但是，以词义为重的词汇系统是否可以证实？是否可以局部描写出来？在这个工作没有进行之前，语义系统论只是一个未经证明的命题。从训诂学的长期实践和词汇语义的种种现象看，我们相信这个命题具有真实性，但如何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办法来验证它的真实，一直是我们追求的学术目标。”③正是出于这样的学术追求，在王宁先生词汇语义系统理论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开展了多个角度的词汇语义系统的探究和描写。如肖晓晖《汉语并列双音词构词规律研究》、符渝《汉语偏正式双音合成词词素结合规律研究》、卜师霞《源于先秦的现代汉语复合词研究》等是从构词法角度探究并描写汉语构词理据与词汇语义系统的关系；王东海《〈唐律疏议〉法律专科词汇语义系统研究》、李润生《〈齐民要术〉农业专科词汇系统研究》、李亚明《〈周礼·考工记〉先秦手工业专科词语词汇系统研究》等是从专科词汇角度描写和解释以专业知识为背景的词汇意义系统；王军《上古汉语形容词词汇语义特征及语义分类研究》、吕云生《〈礼记〉动词的语义分类研究》、孙炜《名词的语义特征及分类研究》则是从语法范畴的角度研究语法范畴跟词汇语义系统的一致性。这些研究成果展示了不同词汇集的规律和系统性，但相对于整个词义系统来说都是局部性的。 多年前，我在《古汉语词汇学说略》④中也对词汇和词义的系统性做了阐述，认为词义系统可以突破共时平面的分类，可以变化角度和标准进行多次划分，而且可以进行不同层次的下位分类，例如可以用义系、义族、义群、义域等不同层次的义位聚合群来整理词义系统。但那只是一个初步的整体性构想，没有付诸材料实践。后来通过学习王先生的有关论著，认识到整体词汇意义系统是难以全部展示的，光有宏观构架起不了什么作用。词汇意义的系统描写只能从实际材料出发，分门别类，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由于词汇系统的开放性和词义变化的经常性，词汇意义的系统展示只能是历史的、局部的，恐怕永远不会有整体的全面的词义系统出现，这跟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是不一样的。 于是，我也带着博士生走向了局部描写词汇意义系统之路。那么，这个“局部”如何选择、如何确定呢？王先生已经实践的按构词类别选词、按专科知识选词、按语法范畴选词都是行之有效的，我们以此为参照，举一反三，尝试开拓更多角度的选词范围。将传统训诂学蕴含的理论方法跟国外流行的词汇语义学理论方法结合起来，突破自然语言材料的属界，自觉类聚某些词汇范畴，然后对范畴内的词汇意义做系统描写。 语义场理论首先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尝试。语义场理论跟中国传统训诂学的词汇类聚方法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证明词汇系统性和对词义系统进行局部描写方面，语义场理论应该是行之有效的。所以王宁先生说：“中国自古代以来存在的类聚方法，与西方语义学的语义场理论不谋而合，但训诂学在类聚材料中探讨语义有一套较成熟的操作方法，又是语义场理论所不具备的，它们之间应当相互补充。”⑤王宁先生一贯主张从汉语自身的实际出发，将现代语义学的理论和传统训诂学的成果相结合。例如她从古代训诂材料的注释与纂集中总结出“同类类聚”、“同义类聚”和“同源类聚”三种类聚模式，又从语义场的角度提出语义场内词语密度测查、词义对立关系测查、词义相关规律测查、意义元素分类测查等系列方法。⑥可见王宁先生实际上已经在运用语义场理论，而且给了我们灵活变通运用的启示。 语义场理论展现了词义的系统性，让人们看到词义是可以聚合成“场”的，一个场内的词义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一个义位的改变可以引起整个场意义系统的改变，这对于认识词义系统和词汇系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