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前、后”时间指向的认知视角、认知机制及句法语义限制

作 者:

作者简介:
蔡淑美,女,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认知语言学、语法化,代表作:“‘X+V+Y+的+O’的事件关系和句法、语义限制”和“特殊与格结构‘V+X+的+O’的语义性质和句法构造”,E-mail:chenzhoushmcai@126.com。

原文出处:
当代语言学

内容提要:

人类认知时间存在“自己在动”和“时间在动”两个视角。本文通过系统考察现代汉语中含时间词“前、后”的各类表达式,认为汉语语用倾向于采取“时间在动”的视角,即“前”表过去,“后”表未来。但在这一总的原则之下,还有细微的区别,对某一特定语句而言,认知视角的选择受到该语句内部句法、语义关系的影响和制约。本文主要从句法位置、句中动词及其与之搭配的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出发,进一步探讨了两个视角各自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分析出“前、后”时间指向的认知路径、认知机制、判定流程及制约因素,将宏观抽象的认知原则精细化为操作层面的具体规则,从而贯彻原则和规则互动的研究策略。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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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时间问题一直是古今中外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饶有兴趣探索的永恒话题之一。早在战国时期,尸佼就提出了“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卷下):15),其中这往古来今的“宙”指的便是时间。又如亚里士多德曾有“时间是运动的数”的著名论断(亚里士多德1982:69)。时间问题既基本又复杂,既普通又神秘。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时间的洪流里,对它却知之甚少,时间的本质难以定义,以至于古罗马的奥古斯丁感叹:“那末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奥古斯丁1963:242)。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和理解丰富多彩,不同的系统出现了不同的时间表达方式。太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天体的旋转等组合成宇宙之钟,人们便逐渐形成了“日、月、天、夜、时”等时间概念。草木的盛衰枯荣,动物的生长、成熟、衰老和死亡,昼夜的更替,四季的循环等展示着自然周期之时,反映在语言中,比如“年”最初就跟农作物的春种秋收有关。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代的人类不仅可以通过滴滴答答的“秒、分、小时”等物理机械的精准系统来计时,也可立足于当下,溯源混沌的远古,畅想遥远的未来。在宗教信仰系统中也能找到时间的影子,基督教文化中有创世时间(吴国盛1996:74-8),佛教中有“前身、前世、前尘、来世”之类的词表示轮回时间等等。不仅如此,不同民族认识时间概念的模式也存在差异,研究者们从人类学、跨文化交际、视觉神经、类型学等角度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Gale 1968; Levinson 1996; Cell 1992; Alverson 1994; Tyler 1995; Allan 1995; Samovar and Porter 1995;游顺钊1987,1988;伍铁平1993等)。比如,在世界上大多数文化中,“用来认识时间概念的模式在本质上是空间的,主要模式包括直线性时间、圆形循环时间和螺线性时间”(Yu 1998:85)。又如印地语中的“昨天”与“明天”采用同一形态kal,“前天”和“后天”采用同一形态parso,呈现圆周循环的模式(小泉保1990:105)。而人类学家Kluckhohn和Strodtbeck(1960)认为人类的时间取向模型有过去时间、现在时间和将来时间这三类,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时间取向,其中还说到中国人是典型的过去时间取向(转引自Samovar and Porter 1995:96-9)。

      时间表达如此复杂多样,在语言中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因此语言学界也对它颇为关心,尤其是认知语言学。对时间的感知和认识牵涉到认知视角、机制和认知策略等问题,而这恰好是认知语言学的着力之处。在纷繁复杂的时间表达中,“前、后”的时间指示及其语义理解又成为探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探讨现代汉语“前、后”时间指向的认知视角、认知机制及句法语义限制等问题来揭开汉语时间表达系统中的一角。

      目前认知语言学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类的时间观念离不开对空间的认识和把握,人是通过空间来认知时间、形成时间概念的,具体表现在语言中由空间向时间投射的一系列隐喻上(Clark 1973:48-52;Akhundov 1986:1;Lakoff 1993:216-8;Yu 1998:91-131等)。自Clark(1973:50-1)明确提出“时间在动的隐喻”和“自己在动的隐喻”以来①,国内外研究者对时间的认知视角进行了很多探讨。就汉语而言,戴浩一(1991:30)认为汉语和英语在这两种隐喻上有所差别,说汉语的人喜欢“时间在动的隐喻”,说英语的人喜欢“自己在动的隐喻”,但是并没有给出证明。到底汉语是不是喜欢“时间在动的隐喻”而英语喜欢“自己在动的隐喻”,需要在系统考察语料的基础上才能下论断,否则只会是一种大概的猜测。随后的一系列研究致力于“前、后”时间指向的认知机制及背后的认知理据等问题,如刘宁生(1993)、余维(1997)、Yu(1998)、沈家煊(1999)、张建理(2003)、董为光(2004)、史佩信(2004)、张建理、骆蓉(2007)、韩玉强、刘宾(2007)等。这些研究使得认识往前深入一大步,但是这种带有浓厚思辨色彩、泛泛论及认知机制的说明容易流于随意,结果出现了不少相左的说法。比如,沈家煊(1999:182)认为,“前”表未来、“后”表过去基于人类的生理基础,人朝前走而不会朝后走,因此“前”是个正向词,“后”是负向词,可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存在如此多的“前”表过去“后”表未来的表达。张建理(2003:84-90)虽然考察出汉语体现左视认知(“前”表过去,“后”表未来)的语言表达数量上比右视认知(“前”表未来,“后”表过去)要多得多,但结论却认为右视认知更为基础和原生,并可以派生出左视认知的隐喻。遗憾的是,张建理也没有证明。是不是真的如此,到底哪个更为基础和原生,也需要考察历时语料才能判断。与前二者相对的是,董为光(2004:111)认为原始的时间观念产生于人们对“时间公路”的侧面观察,人们倾向于采用“时间在动而人不动”的视角。韩玉强、刘宾(2007:16-7)也认为中国人重视过去取向,特别重视朝向过去的历时。研究者在汉语到底哪个视角更为基本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可见这个问题还有研究的空间,关键在于找证据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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